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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忆/滥盘与希望

 
 
 

日志

 
 

关于真话的真话  

2012-03-23 15:39:00|  分类: 受访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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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完采访,我曾问《芒果画报》记者,我这样说出真话,你们怎么可能刊发呢。回答是,肯定会因为您可以理解的原因,删去一些尖锐的话,保留主体发表。昨收到记者的抱歉电子邮件,说通篇都很尖锐,改无可改,编辑部决定暂不刊发。所以,把问答贴在博客上,算做纪念吧。我的预判是,或者被新浪抱歉删贴,或者被篡改为“崔永元离开《实话实说》不是因为生病”以增加点击,我的判断不会错。

 

  1. 您曾经代班主持过央视《实话实说》栏目,《实话实说》是中国最早的以“说真话”为宗旨的谈话类节目,其实可以从它的发展中看出中国传媒环境的状况,您为什么说《实话实说》已经不是一个说真话的平台了?

  准确说,不是“中国最早的”,而是“中国内地最早的”,在香港和澳门,不说实话是要受惩罚的,台湾解禁后,能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在内地,不说实话可以畅通无阻,说实话基本是死路一条。

 《实话实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想说真话就能说真话的平台,努力说出一部分真话,只是它的理想。在崔永元主持它的初期和中期,情况还好,虽然也有罚停数月写检讨的时候,但总得来说,还能触及一些新闻话题,但在崔兄主持的晚期,《实话实说》因为影响巨大已经受到重点钳制和强有力的干预,他离开这个节目,并不仅仅因为抑郁症和失眠,尽管这是事实,但不是核心原因。想想看,如果因为病症和失眠,不能主持《实话实说》,怎么可能另辟《小崔说事》、《电影传奇》、《我的长征》,不失眠了吗?对于崔永元和他的《实话实说》,不能讲真话,甚至连真正的新闻话题都不能触及,这是不可忍受的。

  和晶接手《实话实说》的时候,这节目的空间变得更狭小,不得不从新闻交谈秀,蜕变成关于情感问题的实话实说,或者是对模范人物的推介,不出事儿和保收视,是它的最高任务。

  和晶去生孩子,我代班主持的8个月,基本没去想突破越来越小的选题范围,多说些真话。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只是想,在节目的组织方式上,进行一些调整,让收视率更高一些。

  2.“实话实说的环境已经不再”,这个环境,前后发生了一个怎样的变化?

  21世纪之前,还残留着80年代努力讲些真话的传统,意识形态控制也没有把门关得很死。21世纪之后,舆论控制森严,媒介高层的理想色彩也淡化了,听话和求稳,成了集体习惯和共识,节目制作群体太知道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以前那股为了正义和真理的拼劲儿没有了,大家都去拼收视拼市场了。

 

  3. 您提到谈话类节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参与者是否能说真话有关,这个“参与者”,可能包括主持人、嘉宾、现场观众,这三者能不能说真话,分别受到什么样的限制?

  在交谈秀模式中,真话运作从表面上看,大致是这样的,一是主持人想不想让嘉宾说真话,二是嘉宾愿不愿说真话、敢不敢说真话、能不能说真话,三是现场观众想不想听真话,但实际上,这些人说不说真话,由不得自己。绝大多数内地人都明白,来参加电视节目,“许多真话不能说”是大前提。极少数不明白的棒槌,倔强地想说真话,不是被主持人打断,就是被后期编辑剪掉,最终这些人的名字还会写进制片人和策划人的黑名单,以后不再请,免得生麻烦。

  可以这么说,内地交谈秀的成功,多是市场价值的成功。多开玩笑,少讲真话,否则,讲了真话,节目很快就会死掉。

  4. 那,一档“说真话”的节目,作为主持人,您如何让嘉宾或现场观众说真话?换句话说,如何能让大众听到真话?

  我为内地电视台创办并主持过的节目,除了《翻阅日历》,全部不以“说真话”为任务。这是不可能的。我确有“说真话”的勇气,也有“说真话”的习惯,但在节目中说了真话,节目就通不过审查,说了也白说。所以,我只能把“不说假话”定为最高目的,假如真话不能说,我至少不说假话。我同样也用“不说假话”来要求嘉宾和现场观众,会及时指出并矫正他们说出的假话,然后严令后期编辑处理掉这些错误信息。对于电视机前的受众,我做不到给他们真话,但至少没用假话去骗他们。

 

  5. 您提到过关于《实话实说》的一个悖论:这个节目存在的意义,在于谎言充斥着环境,但同时,它的生存需要一定的空间。这是否不仅仅是《实话实说》的瓶颈,而且是所有以“说真话”为宗旨的节目或者媒体共同面临的瓶颈?

  是呀,《实话实说》为什么有意义,因为它所处的时代和国度基本上不可能实话实说,但它怎么能生存呢,这个不喜欢实话实说的时代和国度必须允许它实话实说,这多纠结呀,它的结局基本是命定的,它的价值就是它必死的理由。

  6. 您曾一度试图拯救《实话实说》,最终为何放弃?

  我只是想从节目的好看程度上拯救它,从来没想过要让它实话实说,这绝对不可能。事实上,《实话实说》从崔永元主持的后期开始,已经跟“实话实说”4个字没有了关系,这对崔兄来说,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和晶和我,都不可能改变这个事实,和晶只好缩小选题范围,让所有话题变软,我想的,只是让节目好看,让收视率再提高一些。我们已经退到了没有几条路可走,即便如此,不能触及和不能说的话,还是太多太多,外人难以现象。想改得好看一点,谈何容易,每期录像现场,非常非常热闹,等剪辑完了,却支离破碎了,组接得断断续续。这太没意思了,尽管央视和节目组的师兄们一再挽留,和晶也做好了不再回来的准备,但俺还是决计走了。现在想,非常佩服和晶的忍受能力,非常遗憾的是,她回来没多长时间,《实话实说》被停了。

 

  7. 在这样的环境下,说真话的节目,如何能存活下去?

  讲真话的节目,不仅活不下去,根本就不可能诞生。我还是那句话,在这样的环境下,不讲假话,已经是最高的理想。

  8. 您的尺度是什么?

  假如“某某不是狗”是真的,你却不能说,你至少可以不说“某某是狗”。说点儿别的事儿,这个空间还是有的,但并非有这个空间在,所有人就都有这种良心,事实恰恰相反。

  9. 信息爆炸下,假话如何能被辨别?

  早在60年代,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提出过“病症阅读”,用一些方法,发现所得信息的病症,比如说“水平阅读”,你如果读到两篇徐洪刚见义勇为的报道,其中多有出入,你至少可以怀疑其中一些细节和行为次序的真伪,读温总理下乡的报道也一样,同一件事,两家权威大报记述,一个说温总理进农院握住老农的手,一个说老农在田里看见温总理,三步并做两步,跑到院门口赶上温总理,握住总理的手,可想而知,一个是对的,另一个是错的,或者两个都有问题。

  10.“忠言逆耳”,我们怎么能让真话“中听”,这其中是不是有些说真话的艺术?

  真话怎么说,都是逆耳的,换一种中听的说法,只是程度不同,对懂得忠言逆耳利于行的人,直接说就行,对不懂的人,怎么说都不行。

  11.您的三个身份——总策划、主持人、教师,对说真话的标准是否会有不同?

  对高校教师而言,讲真话,是绝对标准。教师是小范围授课,怎么讲,对当下社会造成的影响都不会太大,而且高校行政限制不多,讲真话是完全可能的。策划人和主持人一样,都是媒介人员,都懂得说假话名利双收,讲真话寸步难行。但如果良心尚存,至少应该做到不说假话,这是我的底线。

  12.您是否考虑过策划或主持一档说真话的节目?

  告别《实说实说》,曾想过为凤凰卫视创办《有话直说》,毕竟言论空间大了一些,但那时北大校务繁忙,没真正游说实施。不过,我想的是,我来创办节目,请更合适的人来主持。我不大愿意主持节目,没兴趣,也不很自信,只有在创办了新节目一时找不到合适主持人的情况下,自己才临时替代一段时间,也示范一下我的准确意思,一旦找到合适人选,我会在半年内退出来,去创办别的新节目。

 

  13. 近两年,您在博客上的一些言论,引发了很多争议。当主流媒体的信息出现阻塞,很多人会向有公信力的公众人物的个人传播平台,如博客、微博等,寻求真实和真相,您将自己的博客或微博看做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为什么您会选择在博客上屡次爆料惊人的消息?

  近3年,我没再写过博客,只是复制贴挂一些专题片解说词和节目视频,所以没再惹什么麻烦,所有引发的争议,都在3年前发生。我的博客,是新浪注册好了来邀请我写的,我答应了,但主要只做3方面事情,一是贴挂过去的旧作,二是为旅行和参观所获写些散记,三是为2006年买的一套住宅进行艰苦维权,最后一点,是我写博客最最重要的任务,我肩负着邻居们的期望,释放着对内地经济秩序和司法现实的愤怒,当传统媒介不可能刊发这些言论,我就用我自己掌管的博客做斗争武器。2010年,我们的维权胜利了,我的博客也完成了历史使命。

  在这个过程中,我惹过几次大麻烦,但所有麻烦,都在意料之外。受众的注意力,和我的注意力太不相同,我通篇说的是另一件事,媒介和受众特别关注的,却是其中一两句顺便说出来的话,并且读出了别的意思,每一次风波,都是如此。

  后来,新浪又为我注册了微博,但除了王益案和偶说董卿有3个字读音不准,没惹其他麻烦。

  我学乖了,在一个某些信息必须封闭而且对其不能做出继续解释的社会,闭上自己的嘴,确实能省去很多麻烦。我们有着离奇的社会文化,像方舟子博士这样的人,讲的都是真话,但名声并不好,更多的时候,我们习惯了假话和对假话表示亲善,真话常常让我们震惊和愤怒,误以为说真话的人,只是想引起关注。这种儿童化的猜测习惯,在中国内地的民意中,很有群众基础。再一个,我发微博,也是3个目的,一是从我关注的300人那里,迅速了解我想要的信息以及他们对这些信息的看法,二是在评论跟贴中,获得关于某些问题的建议,矫正我的错误,这两个目的,都是以吸收学习为目的,三是为游历写碎记,这3个目的,都很难再惹什么麻烦,至少惹的麻烦不大。

  14. 您提到过“敢不说出来”的豪迈和承担,“敢不说出来”是什么样的情况,它和“沉默”有什么区别吗?

  你可能注意到,我从来没把“敢说”当成豪放和目的,我没那么高尚,我只是习惯了捎带手间或触及一点点史实。引起轩然大波后,我可以说出信息源,为自己开脱,也可以披露更多事实,不顾一切地为自己辩解。如果只爱自己的名声,我当然可以这样做,但我不想这样,我从来没出卖过朋友,不认为自己的利益高于他们,相反,我总是觉得自己的名声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每次惹麻烦,我都横下一条心,超级坚定地选择沉默。所以在内地社会,一直有着双重考验,首先是“敢说”你行不行,其次是“敢不说”你能不能。前者我实在不行,也不太想,后者我坚决能,无非是再背1次黑锅。

  15. 如果说的不对,请您原谅,我常感觉您“欲言又止”,爆出1个消息,但是面对质疑,选择一种不说出来或不做解释的方式,即以“真话”开始,以默认的“谎言”结束,为什么会出现“欲言又止”的情况?

  我从来没敢以“说真话”开始,“说真话”只是我的梦想,我做的不多,没那么高尚,如果你觉得我还有点价值,那只是因为,我以“不说假话”开始,以“不说假话”而终,这是良知的底线。但是,“不说假话”也会惹麻烦,“假”不仅是我们的上层建筑,也是我们的经济基础,几乎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全部。如果《圣经》是建筑在一只苹果被偷吃的基础上,我们内地的精神世界和一部分物质生活,就是建筑一个“假”字的超稳定之上,抽掉这个字,一切会坍塌。在这样的环境中,只要你不参与说假话,就已经相当危险。所以,我只以最低标准要求自己不说假话,放弃了“说真话”的高标准,但还是会出纰漏,引火上身。怎么办呢,拼命抵抗,全盘托出,会伤得更厉害。传播学常识告诉我,舆论是健忘的,选择沉默是最好的办法。

  16. 我有一个疑惑,您其实在爆料前,应该对可能面对的公众质疑等结果非常清楚,但是最终感觉您有很深的无奈,似乎是以某种“谎言”结束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当初会选择说出来呢,这样的消息其实是可以不说的呀?

  有一些事情,远比局外人想像的复杂,是最棒的小说家都难以企及的结构性复杂,其中一些事情根本不能说出来。在这个前提下,一旦你无意间走漏了一些细节点,引起极大的关注和质疑,你会怎么办呢?你本没想说开,那就让它半掩半开吧,这样对谁都好一些。

  17. 敢说、敢不说,都要承担些压力的,您如何看待这些压力?

  我不想承担“敢说”的压力,只愿承担“敢不说”的压力,前者需要牺牲太多东西,我做不到,后者只是惹了麻烦之后,为自己的冒失有所担当,这很简单。

  18. 其实媒体应该在“说真话”和“听真话”之间搭建一个平台,让真实信息可以传播。

  意识形态和媒介管理机构不让说真话,媒介不可能超越这些约束,只要政策允许,搭建平台没什么难度,一夜之间就可以做到。

  19. 媒体人是否应该真诚面对自己,才能“听”或“说”真话?

  有人对自己不真诚吗?“真诚面对自己”,这样的话,大概是虚假环境下很容易滋生和流行推广的一类话。我这样认为,绝大多数媒介工作者,都愿意真诚面对受众,只是条件不允许真诚。他们听到的,多是真话,但他们说出来的,已经不全是真话,这是纪律使然。如果政治改革不能改变这种格局,假话仍会是我们的社会现实,记者是无力回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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