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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忆/滥盘与希望

 
 
 

日志

 
 

13《邓小平时代》(上)  

2011-09-01 10:05:00|  分类: 电视专题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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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许戈辉:1977年,中国内地恢复高考制度,北大迎来了一个新时代。当年,北大有一首非常非常简短的诗,题目是“图书馆”,全诗只有1句——“图书馆,轰轰烈烈的沉默”——这首超短诗,传达出浩劫过后北大学生刻苦读书的气息,静静的图书馆里,确实有一种轰轰烈烈。当时,有一句全国民众共用的口号——“夺回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因为百废待兴,人人感到时不待我。

 

  恢复高考的决定,做得太迟,所以夏季考试,不得不推至年底进行,于是77级学生必须推迟半年、1978年春节过后再入学,成为绝无仅有的春季入学的惟一一批大学生。他们要上4年学,但不是1981年毕业,而是和78级学生一道,1982年毕业。那时规定,3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可以参加高考,教育部还特别指出,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生。

 【《农民日报》编辑刘震云:因为是刚刚恢复高考,考上的人鱼龙混杂,年纪大的家里有好几个孩子。当时分不清老师是谁,学生是谁,现在基本上都能够分清了。另外,那个时候学生穿的都比较土,有好多是从农村考上来的,穿的还是村里的衣服,鞋呢,还是手工做的那种,好多穿着陕北鞋子。

 【北京人艺导演英达:那时我们班里,最大的都快40岁了,最小的才18岁,最大的可以给最小的当父亲。

 【《光明日报》经济部主任刘志达:有的小同学问我,说“我怎么称呼您呢?我是不是应该叫您‘叔叔’?”我说“那不行,咱们是同学,不管年龄多大我们都是同班同学,你叫我‘老刘’就行了”。这个也有好处,年龄大的,有丰富的阅历和人生经验,年纪轻的虽然没有这些,但是他们有活力,有青春的活力,在一起可以互相激发。

 【《农民日报》编辑刘震云:全国的青年,都在这3年竞相走进大学校门,这就造成在同一所北大同一个班级里,既有少量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小娃娃,也有年过而立、为人父母的老青年。学生中,大多数人当过矿工、纺织工、士兵、或者下级军官。

 【北京人艺导演英达:我们那会儿上大学太难了,十年动乱,所有的年轻人都挤在了一起,考大学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惟一出路。当时我们的竞争大概是100人收两个人,100个考生里面收两个考生,竞争非常激烈。我在准备高考的两年之中,没有看过1次电视,平常的娱乐活动统统没有,就这样,再加上人还算聪明才考上北大。

 

  当时,像北大这样的名牌大学,凭借严苛残酷的筛选,一下子荟萃了一批最优秀的学生。不过,刚刚经过“文革”摧残的北大,为学生们提供的硬件条件实在太差,图书馆坐位紧缺,食堂里也坐位不够。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马相武:当时教室也没有现在这么多,所以找一个自习的地方很困难,但是人们感到最头疼的就是缺少一个自习的位子。

 【北京人艺导演英达:也许现在的北大和很多别的学校——尤其是跟国外的学校比——还是个穷学校,但是现在的北大跟我们那时比,就很富了!我们那时在北大的时候,那真叫穷,大家都站着吃饭,图书馆、教学楼学习的座位都不够,还得去抢座占座,搞不好路灯底下看书看一晚上。

 

 【主持人许戈辉:70年代末考进来的北大学生,人人都有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也有很强的责任感。当时“文革”余毒还没肃清,整个中国内地,仍然处在经济崩溃和政治危机的边缘。这时的高考难度极大,许多地方甚至出动军队和警察,维持考场秩序,可以说是戒备森严。在这种情况下考进北大的学生,有一种发愤苦读的天然冲动。

 

 【《农民日报》编辑刘震云:我们上学时,不让谈恋爱,所以在校园里,看到的都是一帮土里土气的男孩子在一块走,还有土里土气的女孩子在一块走,男女两个人在一起,好像自己也感觉不对劲儿。

 【北京人艺导演英达:有一次我骑车,急匆匆要赶往一个地方,正好有个同学背着两个背袋,正在横穿马路。我骑着自行车走,总以为他看到旁边来辆车,会站一站,躲一躲,但这个同学所有的心思都在学习上,绝对的心无旁骛,根本没有躲我这个车,我车一下没刹住,从他后面一绕,车的前轮子一下子轧在他的后脚跟上了。我这一轧,那个同学就来了一个踉跄,差点摔倒,腿往下一跪。这一看不好意思,赶快刹车,说“对不起”。这个人居然没有看我一眼,事情就像没发生一样,自己接着往前走。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子的。

  除了刻苦学习,这一代北大学生,有一种强烈的社会使命感。旧山河要从头收拾,新时代正在开始,问题重重,困难重重,他们和全国人民一样,欢呼着,憧憬着,同时也困惑着。这时候,北大学生喊出了一句日后回响了好几年的响亮口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1981年,刘志达正在北大中文系读大四,3月20号晚上,中国男排和韩国男排在香港伊丽沙白体育馆决赛,争夺参加世界杯的出线权。这场球赛受高度关注的程度,也许超过今天国人对任何一场球赛的关注度。那时的国人,总是把体育赛事与政治结合得很紧,运动员每得1分,都是为国争光。正是因为这样的情结,集中在电视机前看电视转播的北大学生,他们把节节取胜的中国男排看成是民族英雄,由此又想到民族命运,想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这样的一些严肃问题。那场球赛,以中国男排得胜告终,北大沸腾了。

 【《光明日报》经济部主任刘志达:看了这个转播很兴奋,激动不已,后来学校里有很多同学就敲盆敲碗,然后就发展到在校园里游行,敲锣打鼓,喊口号。一开始喊的其实是“中国队万岁”,走到留学生楼前,因为有很多外国学生也在观看,这个口号自然变成了“中国万岁”。当时我正在队伍前面走,有一个同学从后面追上来,我也不认得他是谁,他跟我说,“我们换一个口号”,我说,“换什么口号”,他说换一个“团结起来,为中华的崛起而奋斗”。我当时想,这个口号是挺好的,好像是周总理年轻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口号是相当好,但是怎么喊,太长了!我当时也没怎么思索,就说,“这个太长,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行吗”,他说“行”,当时我就请两个同学把他抬起来,他就拿手卷成喇叭筒,对队伍喊道,“哎,同学们,我们换一个口号好不好?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大家就跟他喊了两遍。

  70年代末,北大在社会思潮方面,仍像五四时期一样,敢于风气之先。当时的北大学生,有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而“舍我其谁”那种担肩自诩的精神状态,救国报国,是他们最朴素也是最纯真的思想感情。

  77级和78级学生,毕业前还发起另外一个活动,倡议募捐,为蔡元培和李大钊制造雕塑。李大钊铜像很快落成了,落成典礼十分隆重,但蔡元培像颇费周折,蔡元培曾经支持蒋中正1927年“清党”,这让受害不浅的共产党人多少有些不快。不过,大家还是想通了,不再计较旧怨。

 

 【主持人许戈辉:70年代末的北大,学习和生活的硬件设施很差,但软实力强大。这时候,有一大批四五十年代执教讲台的教师,他们不仅正当壮年,而且学问深厚。

 

 【《光明日报》经济部主任刘志达:不用说其他系的著名学者,就是我们系,比如说像杨晦先生、像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还有很多,像季镇淮先生,他们多在教课。这些学者都如雷贯耳,我们都是喜欢文学的,他们对我们说,如同高山一样,那么我们现在能够跟他们亲密,亲耳听他们的课,面对面地听他们讲课,觉得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机会。

 

 【主持人许戈辉:当时的北大教师,“臭老九”的帽子刚刚掉摘,但物质生活和教学条件依然窘困,很多老师四五十岁了,连个讲师都不是,都是若干年之后,才得到了早在10年前就应该得到的教授副教授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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