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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忆/滥盘与希望

 
 
 

日志

 
 

08《风雨中的红楼》  

2011-08-25 22:57:00|  分类: 电视专题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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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许戈辉:1946年,西南联大一分为四——联大师范学院,永远留在昆明,更名“云南师范大学”,为西南培养师资,以报答昆明的8年养育之恩,而清华、北大、南开,回迁北方,各自复校——10月,联大的北大部分,完成回迁复校,胡适是校长。不幸的是,胡适原本已经在哈佛做学问,此时回中国,像是在暴风骤雨中被推上了火山口。

 

  在大动荡年代,谁也无法知道,自己将和未来,结下怎样的因缘。

  1946年,蔡元培时代的学生许德珩,回到北大,在政治系讲授《社会发展史》,他不会想到,两年之后,胡适校长被迫南逃,又远去美国,而许德珩自己,将成为北大领袖。同是1946年,许德珩的大女儿许鹿希,考上北大,但她无法知道,自己会嫁给物理系助教邓稼先,成为“两弹元勋”夫人。同样是这一年,20岁的于敏,从西南联大回迁北大物理系,他没有想到,偶尔和他倾谈一夜的邓稼先,后来会跟他共事20年,而且始终是他的老搭档和老上级。

 【中国科学院于敏院士:同邓稼先在工作上是合作伙伴,一般都是他是组长,我是副组长。后来到九院,他是理论部主任,我是副主任。再后来,他任九院的院长,我是副院长。我们就是这样,一起工作了20多年。

  于敏自称“土专家一号”,他从来没出过国,但这并不妨碍他辅佐邓稼先,并成为“中国氢弹之父”。事实证明,邓稼先和于敏结成的工作集体,其业绩,毫不逊色于美国的奥本海默和泰勒,也不逊色于苏联的库尔恰托夫和萨哈罗夫。

 

  40年代末,是大动荡年代,内战烽火连天,国民政府风雨飘摇。

  1946年12月24号夜晚,北大先修班法文组新生沈崇,去平安影院途中,被美国海军陆战队皮尔逊伍长普利查德下士,架到东单操场,被工人孟昭杰撞到,报案后,皮尔逊被警察抓获。几天后,各大城市,爆发罢课和游行示威,抗议政府软弱,要求美军撤出中国,斗争一直持续到1947年元月。

  对学潮,胡适一向态度坚定,他多次说,古今中外都有一条公律,凡政治令人不满、必须提倡政改的时候,责任往往落在青年肩上,比如汉宋太学生请愿、明朝东林党抨击朝政、清末戊戌改革和辛亥革命、民国五四学潮,凡是呼吁改政的,都是青年学生,而中国的现状,不要说青年人不满意,就是我们中年人,也不满意。每当听到学生被打伤被捕,胡校长总是赶到医院探望,设法营救。

  对沈祟事件也一样,胡适说,“我看她亦如后辈,当然要负责的。如果她愿意我陪她出庭,我当然愿意”。不过,他同时保持着一贯的清醒客观,他说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不要因为民族情感,把它政治化。而这个态度,北大学生难于理解,不可能接受。可以说,在这场风潮中,再没有什么人,因为反对政府而心有余悸。

 

  这一年,为了应付内战,弥补财政赤字,国民政府被迫大量发钞,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北大难得温饱。饥饿中,北大的愤怒再次爆发。在墙报上,胡校长看到这样一份声明——“举起我骨瘦的手,向制造饥饿的人宣战”——5月4号,上海学生游行示威,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学潮迅速扩大到各个城市。

  北大成立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行动委员会”,宣布19号起,罢课3天,并把6月2号定为“反内战日”。北大罢课第2天,即5月20号,南方大城市的学生,在南京总统府示威,被打伤50人,天津学生示威,被打伤50人,这就是著名的“五二零血案”。

 

 【主持人许戈辉:五二零血案后,胡校长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大多数师生急转直下,对国民政府失去信任,成为共产党的拥护者。有一次,朱自清教授的3儿子朱乔森,在作文中引用鲁迅的话,说在可诅咒的地方,要敢怒,敢笑,敢骂,来击退这个可诅咒的时代,朋友们提醒朱自清,劝阻儿子不要太左,朱自清大声反问:在这个时代,不左,难道还要他右吗!

 

  对孩子,朱自清是温情的。对孩子们的劳动,这位大教授,总是要说声“谢谢”。但在原则问题上,朱自清异常严厉。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朱乔森教授:当时我们经济非常困难,也没有桌子。当时因为日本人侵犯,满地扔的都是一些破烂,我们拣了个桌子回来。我父亲非常生气,说这是公家的,退回去!以至于在门口,有辆大车倒了一堆黄土,我妹妹就拿黄土玩儿,我父亲就告诉她:“你不要拿,这是公家的。”

  北大对朱自清最大的影响是,民族至上。那不是一般的民族心,它常常以个人牺牲为代价。在40年代末身心憔悴的日子里,朱自清听了吴晗教授的游说,拒绝了美国救济。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朱乔森教授:他那个病非常厉害,经常是疼痛呕吐,彻夜不眠。他极需要营养和治疗,但是他拒绝了美援,一下子就使我们家的生活来源损失了五分之二。因为,当时他的全部工资也就只能买3袋多面粉。国民党的法币不值钱,美援面粉的配备是两袋面粉。你拒绝了两袋面粉,损失就很大了。

  操劳和担忧,加剧了朱自清的病痛,他的体重,降低到77斤,终于病倒了。他嘱咐他的研究生王瑶,如果过三四天,我还是不能起床,你就代我去讲《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去世的前一天,他叮嘱家人,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不要国民党的美国面粉。

 

  40年代末那场内战,没能像胡适预期的那样。国民政府土崩瓦解,大势已去。胡适终于决定,离开北大,飞南京。后来,他去了美国,最终绕道台北。

  胡适走后,北大校长出缺,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汤用彤院士,事实代理校政。

  1949年2月3号,解放军进京,汤教授代表北大,接受新政权管理。5月4号,北大成立临时校政机构——“北大校务委员会”——常委中,有始终拥有政治热情的九三学社理事长许德珩教授、有在西南联大不畏暗枪威胁、登台演讲的钱端升博士、有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教授,而校务委员会主席,是汤用彤。直到1951年马寅初校长前来接替,汤用彤始终代理校长职务。

 

  100年的北大,说到此处,刚好说了一半。从孙家鼐出任管学大臣,到汤用彤担当校务委员会主席,前后半个世纪,那正是北大紧挨着皇宫,随时可以去天安门示威的时期。

  大凡历史稍长的学校,总会有属于自己的永恒的风景。新思想沸腾于校园,图书馆灯火通明,学生宿舍高谈阔论,一次次鼓噪的政治参与,这便是北大前50年的独特而永恒的风景。自从新文化运动名扬四海,人们总是用追求民主和科学来赞许北大,所以鲁迅评价说,“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

  在北大前50年,蒋梦麟是最重要的校长,但最有名的却是蔡元培和胡适。梁漱溟教授说,“蔡元培先生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新潮流,冲破了社会旧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为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胡适的深远影响,其实比蔡元培大,他还为北大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希望》——今天,人们仍在传唱,把它唤做“兰花草”:

 〖胡适作词、陈贤德和任弼作曲、刘文正演唱的《兰花草》: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移兰入暖房。朝朝频顾惜,夜夜不能忘。但愿花开早,能将宿愿偿。满庭花簇簇,开得许多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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