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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忆/滥盘与希望

 
 
 

日志

 
 

《法学家与五四学潮》  

2011-04-25 21:35:00|  分类: 《翻阅日历》半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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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阿忆

  恩师贺卫方,许多年前写过随笔,《法学家的缺席》,探讨法学家为什么不愿在五四运动中发挥影响。篇幅虽微,却深深撼动了我。直到今天,我仍然赞赏贺教授的理念,在战争和社会运动中,法学家是没用的,“枪炮作响法无声”,对法学家而言,以战争论输赢,以运动治国,都是灾难。不过,恩师对法学家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缺席的原因分析,我并不全部赞成,至少不觉得那是缺席的全部原因。
  我们可用历史的方法,对五四学潮前后的重要法学家做个时空定位,看看他们究竟在做什么,是否真的缺席,或者找找缺席的真相。
  诚如恩师所言,晚清修律大臣沈家本,1913年病逝,没赶上五四学潮。沈家本是中国现代法学第一人,跟他齐名的,有另一位修律大臣伍廷芳。他是第一位留洋法学博士,但他不仅热衷于运动,而且信奉革命战争,孙文在广东另立中央,他是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五四运动中,他已77岁高龄,却相当活跃。广东革命政府要求和民国政府共派代表团,去巴黎和会,伍廷芳是首席代表,位列孙文、汪精卫、王正廷、伍朝枢之前,只因年纪太大,没能成行。五四运动后期,广东资本家号召民众反对桂系,搞“粤人治粤”,恳请伍廷芳做省长,伍廷芳接受了。如此看,伍廷芳非但没有手捧法典,在运动和战争中黯然神伤,反而相当兴奋。如果在民运中他是缺席的,只因为,他在参与暴力革命。
  第二代法学家在做什么呢?年纪最大的是王宠惠,他是美国耶鲁的法学博士,五四学潮中,他的欧美同学会和国民外交协会,均在营救被拘学生,他搞的“国民大会”,汇集10万北京人,呼吁拒签巴黎协议。五四运动后,他是全权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最终解决了山东悬案。其次是王正廷和顾维钧,前者也是耶鲁法学博士,后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两人同是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最后是王世杰,他正在巴黎大学法学研究所攻读法学博士,旅欧同学会推举他当代表,包围中国首席代表陆微祥住址,阻止签约。可见,这四位重要法学家,均未缺席。
  至于张君劢博士和燕树棠博士,一个远在德国深造,一远在美国求学,鞭长莫及,无法发挥影响。而萧公权、吴经熊、钱端升,前者和后者在清华读书,萧公权参与创办《民钟》日报,没缺席,钱端升游行,贴标语,清华不到三十人被抓,其中竟有他,中者吴经熊,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就读,两年前加入美国教会,沉浸于上帝之爱,他的确缺席了,但并不因为法学,实是宗教观所致。这仨人,前者22岁,中者20岁,后者19岁,都在筹备去美国拿博士,运动一过就走了,真正的影响全在30年代以后。还有几位大法学家,蔡枢衡、张佛泉、王铁崖、朱奇武,五四学潮时分别是15岁、12岁、6岁、2岁,根本没到出席的年龄。
  最有意思的是周炳琳,北大法学院大三学生,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国民》杂志创始人之一,一直在宣传列宁主义,号召“万国无产者联合起来”。他是最早获悉巴黎和会消息的学生之一,学潮中担任北大学生会秘书、北京学生联合会秘书、全国学生联合会常委。他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一起火烧曹汝霖家,只是,当傅胖子撕下赵家楼的红绸被面,围在腰间,周炳琳曾责问“你这是干什么”。他认为五四运动是“感情的冲动”,但依然认为“很合于理性”。在《少年中国》月刊上,他号召奋斗和牺牲,“消灭阶级、实现共和”。后来,周炳琳在巴黎大学修法,长期担任北大法学院院长,他不但没缺席,而且是五四悍将。
  所以说,恩师贺卫方的思考,是法理式的,不是历史式的。法学家理应远离社会运动、暴力、战争,但中国法学家并非如此。这不是说他们是错的,只是说,这是一段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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