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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忆/滥盘与希望

 
 
 

日志

 
 

《革命的含义》  

2010-08-21 00:03:00|  分类: 镜像内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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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阿忆

  在中国先人那里,“宇宙”不只是太空,“世界”不只是全球。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是无限空间,“宙”是无限时间,合在一起,才是“宇宙”。“世”是同居一时,“界”是各处一隅,“世”是有限时间,三十年为一世,“界”是有限空间,人人不同,却彼此相邻,有限时空合起来,便是“世界”。可以推想,古代国人说起这些词汇,头脑中一定充溢着敬畏。
  同样,古代国人说的“城市”,是“居住之城”和“交易之市”,两者缺一不可,却又不能混淆一处。这很像欧美,人居之所,必有城有市,但城和市是分开的,打一瓶酱油要跑得老远。中国今人既不真的研习西方,也不记得祖国先贤的城管理想,处处城市混杂,每个小区有好几个酱油铺子,方便而嘈杂。最要命的是,原本是“城市长”,只叫做“市长”,仿佛只管贸易,不问人居。
  汉语近一个世纪的这种巨变,使我们在分析前辈的世界观时,总是推己及人,用今天流行的日趋简单化的现代词义,解析前辈的言行。
  比如“革命”。在德国《莱茵报》主编马克思博士那里,革命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因为财富不均,阶级分化加剧,引发政经危机,进而引爆革命,而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这便是中国今人心中的革命。然而,在中国古代,“革命”是另一个意思。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商汤王伐夏桀,周武王伐商纣,王朝更替,天子易姓,专称为“革命”。
  正是这个原因,晚清革命前驱曾经羞于承认自己是革命家。同样是这个原因,在民国革命家的内心深处,革命不光是为了缔造共和,同时也为了做明君。
  1895年,29岁的兴中会秘书孙文,暴动失败后,逃亡日本。在翻看神户报纸时,他惊讶地发现,日本记者说,“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孙文告诉陈少白,说这意思很好,以前只以为想做皇帝才叫“革命”,自己只算是“造反”,以后,咱们干脆叫“革命党”吧!
  实际上,第一次使用“革命”的现代语义,是香港《循环日报》创始人王韬,他于5年前撰写《法国志略》,其中“法国革命”并非说革命者要做新法皇,它是旧词新意,含义取自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和冈本监辅的《万国史志》。此时,日本学者已在汉语中找出“革命”,对应法语中的“Révolution”。在他们看来,两者意思相近。殊不知,清朝国人看到“革命”,骨子里想的是取代清帝。这就像年轻人喊“万岁”,想到的是“祝福”,而旧世界过来的人,却会想到“皇帝”。
  1914年,48岁的孙文再次流亡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谁要想入党,“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这位大革命家,理智上,苦心求索共和,习惯上,却是党内皇帝,凡有意见不同,便做排挤,甚至暗杀,黄兴和宋教仁与其政见不合,其死一直是谜团。
  语言,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接受它的人便成为它的奴隶。在20世纪早期革命家的意识中,共和信念与明君思想始终交织着。在他们的字典里,革命,依然是“汤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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