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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忆/滥盘与希望

 
 
 

日志

 
 

《文学崇尚与新闻真实性》  

2010-12-26 22:24:00|  分类: 镜像内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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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阿忆

  近些年,批阅各类试卷,批改各式论文,常发现许多学生认为,新闻价值标准,有真实性一条。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并非小事,甚至相当严峻。衡量新闻价值的高低,西方在一百多年里曾有过种种指标,旧中国也有过许多指标,新中国综合古今中外,通行的共识指标有5个——重大性、时效性、显赫性、接近性、趣味性——越是具备这些条件,新闻就越有价值。但是,无论如何,这里面从没有过真实性指标。原因很简单,真实性是新闻的定义,是新闻的核心和灵魂,是新闻价值的前提,没有它,不是新闻有没有价值的问题,而是还是不是新闻的问题。令人担忧的是,在业界许多学子那里,真实性并非新闻的本体属性,只不过是衡量新闻价值大小的一个指标——新闻越真实,越有价值,越不真实,越没价值——问题是,新闻可以不真实吗,不真实还是不是新闻?其实,这种现状很好理解,中国人一直没能很好地区分文学和新闻,常常把这两个领域进行混淆。如果说,文学越真实越有价值,越不真实越没价值,尽管立论有瑕疵,但毕竟没有全错。如此,当中国人把新闻当成文学的一种类型,就很容易认可,新闻越真实越有价值,越不真实越没价值,把真实性降低到新闻价值标准的层面。甚至可以说,屡屡出现假新闻和失实新闻,其中一个重要的隐秘原因,是中国社会一直把新闻和文学混同齐观。

 

新闻学院不再颁发法学位

 

  大约10年前,人大新闻系、复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的毕业生,获得的是法学位,尽管中国内地的新闻培训更愿意亲近文学,与法学相距甚远,但能颁发法学位,毕竟是一种暗示——你学的不是文学,浪漫、虚构、文彩、绘声绘色不是你的命根子,你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更多的时候,你像警探或检察官,做着证据采集的枯燥工作,真相是你的发掘对象,它并不需要文学呈现,你提交给舆论的,只是一份报告,就像是一份提交给法官的关于真相的报告——然而,非常离奇的是,当这些新闻院系扩大了规模,更多的新闻学院如雨后春笋,相继问世,所有这些校院的毕业生却改拿文学位了,这也是一种暗示——你是一个文学造诣上合格的学生,你有能力使用各种文学技巧使你的报道栩栩如生,枯燥繁琐是你没本事,你交给读者的,不只是一篇关于真相的报告,它首先应该是一篇能打动人、煽动人、令人称奇的传世之作,至少是一篇报告文学——实际上,这是中国新闻学教育的一次最深刻的堕落,新闻毕业生,不再是政治生活和法治生活的参与者,而是文学的边缘部分,是一群文学青年,搞的是创作,重要的是发挥,在他们的心目中,好的新闻记者,就是好的文学家。
  仅仅10年,这种暗示和启迪不仅在学生心里产生了作用,而且让越来越的教师淡忘了本源的培养目的。一旦发现学生素质有问题,新闻教授们最先想到的,是请文学院教授来补课,讲语法,讲修辞手段,讲结构,强调加工,强调警句的锤炼,至于学生的客观洞察力、逻辑意识、实地调查能力、有限表述策略、二手材料的水平阅读习惯,很少进行严格训练,这些东西,离文学远了点,似乎是法学院或社会学系的授课内容。但实际上,这些东西是一名拥有法学位的毕业生最珍贵的财富,却又是近年来新闻毕业生最匮乏的才能。在其中,新闻教师不清楚自己是政治学和法学的一部分,一直自视为实用文学的传道者。
  把新闻学视为文学的一部分,新中国是有传统的。1952年,燕大新闻系被撤消,不是并入北大法学院,成为独立的一个系,而是并入中文系,降级为新闻专业。1958年和1978年,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全体师生,两度整建制并入人大新闻系,毕业生曾经拿过法学位,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改拿文学位的厄运。
  专业教育如此,可想而知,自学领域会弥漫着何种幻象。近年来,新闻领域最可悲的是,新闻毕业生大多没去做新闻,做新闻的多是其他学科的有志者。对于后者而言,没有基本的专业滋润,社会认知又一直把新闻当做高雅文学的世俗分支,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很容易把自己当成文学旗帜下的热血文艺青年,不断写出一些背离事实的所谓新闻报道。
  实际上,新闻学学习和实践,离法学越近越好,离文学越远越棒。

 

记者用想象力替换实地调查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科尔内楚克的话剧《前线》中,有一名随军记者,名叫“克里空”,他报道前线新闻时,不是去实地观察调研,而是坐在指挥部里想象,把催人泪下的虚构故事当成现实,深深打动了读者。他的报道很动人,但却是虚假的。40年代,中共在宣传系统开展一场整风,号召党媒记者必须去实地调查,反对坐在家里臆造所谓新闻,史称“反克里空”运动。不过,这场运动不算著名,即使新闻从业人员,也很少知晓并且今天还牢牢记着,它无非是研究生面试中偶尔出现的一个偏题。
  事实上,今天的新闻总量,一线报道的比例很小,多数是二手复制,并在转载中加入了自己的臆想和主观评论,充满信息瑕疵,甚至时常出现重大的虚假事实。这些瑕疵和虚假成分,其实不堪一击,只需做一次实地调查,就会发现其漏洞百出。但是,很少有记者去做这种苦差使,他们是一些充满文学情怀的人,自视具有推理的头脑,又自信有过一些生活经验,于是一旦看到别人的一线报道,为了抓紧时间,降低工作成本,他们干脆足不出户,发挥一下想象,像克里空那样,提笔就写。这样做,没有事实束缚,很容易自由地调集文学技巧,把报道写得活龙活现。
  1999年,央视《新闻调查》记者董倩,听说少女董书君为拒绝做妓女,跳楼摔成终生残疾,她跋山涉水,去做专访,使董书君引起社会关注,住进北京康复医院。董书君成为各种媒介的关注对象之后,真愿意来做实地调查采访的记者并不多。数月后,董书君病情好转,出院回家。小姑娘离京那天上午,新闻发布会来了近百名记者,盛况空前,但火车子夜离京时,没有几位记者愿意熬到这个时候,站台上只孤零零站着央视《本周》的两名女记者。董书君拉着她俩的手,说“姐,我真的不想走”。列车启动后,董书君含笑告别。可是第2天,北京多家早报报道,“董书君含泪离京”。
  有时候,事实更震撼人,不是一般人的想象力可以比及,记者只需亲临其境,即可探囊取物,记述这种震撼。如果记者坐在家里,董书君的坚强和微笑,就会被抹杀。不过,这种臆断歪曲,的确符合一般记者、平庸小说家、普通受众的想象力水平,董书君太悲惨,她怎能不哭呢?
  更多的时候,真相平淡无奇,与天生生满翅膀的谣言相比,显得虚弱乏力。记者去了现场,仍然面临抉择。如果是一名记者,拿法学位的,必须无条件接受事实,记述传达事实,假如是一位文学家,拿文学位的,必须尽力去除冗长,克服平实,添枝加叶,渲染悲喜。糟糕的是,为弄出一篇好新闻,被文学浸染过身心的新闻记者,会习惯性地选择后者。
  90年代中期,传统新闻评论开始盛行,新媒体发挥作用后,渐渐形成了一种格局,去实地调研的新闻记者越来越少,坐在操作间里仅靠资料搜索便进而论道的新闻评论员越来越多,新闻记者的一条简讯,经无数新闻评论员的交相推演和主观评论之后,经常完全走样,有的甚至与事实背离得相当远。这种趋势越来越严重,表面上看,因为坐而论道很轻松,二手材料的搜索成本很低,几乎是零,而收益巨大,这与记者的状况截然相反,记者的调研成本极高,不仅艰苦,而且经常充满危险,收益和成本不对等,但究其实,还是文学心态在作怪,文学不一定非要深入实地,更多的是利用“刻板印象”原理,完成主观表达,满足受众需求,坐在书房里苦熬冥想就可以完成。观察一下,那些活跃的新闻评论员,有几个人是在实地调查之后才发表评论的呢。他们像小说家一样自负,认为世间万物,都像文学作品里的虚构事实一样,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在虚假新闻屡屡出现之际,这种对想象力的刚愎自用,常常对不实信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可以说,实地调查被假想、网络搜索、主观推测所取代,虚假新闻一定会层出不穷。

 

文字编辑凌驾于一线记者之上

 

  在新闻实践中,编辑这个行当,应该格外警惕。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组建之前,编辑专业同样挂在中文系门下,被文学和文字学浸泡着。如果以为新闻编辑仅仅是做文字上做做校对工作,那是小看了新闻编辑的职责。在传播学上,编辑是把关人,用行业规矩和个人一贯坚持的某些标准矫正着新闻记者的来稿,比记者拥有更大权力。他们有权修改新闻稿的措辞,甚至改变报道角度和标题。问题是,坐在编辑室里的新闻编辑,凭借什么去修改新闻记者的实地调查稿件。
  郭德纲是相声界的后起之秀,忽然名声鹊起那年,记者采访姜昆,要他评价郭德纲。作为相声同道,路数不一样,又是前辈后辈关系,许多话不好说,所以姜昆推说头疼,婉言谢绝,溜之大吉。记者只是记录了这个事实,由于经常面对面接触姜昆,不忍乱说,怕给他造成麻烦。但编辑完全不受交际情理的约束,反正也不认识姜昆,最后竟把题目改为“一提郭德纲,姜昆就头疼”。紧接着,此话在疯狂转载中越变越偏,评论家和各类评论也如醉如痴,最终定论为“姜昆说,别提郭德纲,一提他我就头疼”、“姜昆鄙视郭德纲”、“郭德纲迅速窜红,姜昆无法承受”。
  编辑比记者权力大,至少有三大坏处。一、记者可亲临前线,编辑只坐镇后方,理解和判断都是经验化的想象,是想象制约亲历。二、记者接触采访对象,很容易建立起与采访对象及其事实的忠诚关系,编辑置身度外,可以保持冷静客观,但也非常容易无视采访对象的情感,漠视他们的权益。三、编辑不接触采访对象,但得罪了人,总是由记者承担,这使记者万分尴尬,编辑却丝毫感觉不到,因而我行我素,很难想到调整编辑作风。
  事实上,编辑行当,更多的是文学毕业生或工美毕业生,与新闻学相去甚远。毕竟,职业新闻记者的理想主义与职业艺术家的理想主义不一样,甚至刚好相反。拥有文学位的编辑,对采访稿件的修理,靠的是想象天分和阅历判断,在精彩事实面前,这些能力显得平庸低下,在平淡的真相面前,这些能力又过分活跃,文学教授曾告诉他们,平淡无奇的文章没有价值,因此,他们的主观判断总是与客观世界不大相称。更为重要的是,编辑调整文字的依据,更是凭借对受众需求和总编意图的透彻把握,为了迎合市场和上司的意思,新闻报道的内容是可以增删篡改的,这是新闻真实性和细节精确原则的死敌。

 

受众模糊了新闻与文学的界线

 

  民国时代,北大新闻学教授徐宝璜曾提出,新闻学教育,不应该只是高校的专业教育,应该是全民教育,是民族素质的一个重要部分。徐教授这个宏愿,在中国内地至今没能实现,受众对于新闻的认知,其实只是把它当成文学的一个支脉,不需要太多文彩,但故事最好离奇一点,开始有悬念,中间要栓扣,结尾一定要拔高,一篇新闻报道的优劣,不在乎它是否传播了真相和信息,最重要的是,它能不能成为传世名篇,进入各类教材。因为没有新闻学的基本常识,受众用经典文学的标准,来定义什么是好新闻,使许多因为文学化而严重失真的新闻得到了热烈的市场。
  受众是消费者,消费者的口味直接影响生产者的态度,甚至影响一部分产品鉴定师的态度。80年中期,有一篇叫做“九米拼搏”的新闻通讯,报道大客司机毛计三,为救乘客,英勇牺牲。在参加第5届全国好新闻评选时,《九米拼搏》曾进入复评,请看它如何描写毛计三牺牲前的情景:
    他绝没有想到,开车十年,铁轨不知越过万千次的他,竟会面对面与列车相遇……焦灼、紧张、懊

  丧似无数钢针刺着他的心。要是有一米的宽余,或者再有一秒的延宕就好了,他可以避开撞击,可以将

  客车倒出来。可是,环境对他是那么苛刻和险恶。他一跃而起,大把大把地朝左猛打方向盘……他知道,

  只有将车头顺着火车前进方向偏转过去,避免垂直方向相撞,才能将撞击烈度减到最小。
  只需要一点点新闻素养,读者一定会问,记者是怎么知道毛师傅牺牲前的心理活动的。在新闻写作中,必须杜绝的是,以文学技巧中的这种全知视角来组织叙述,这是记者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臆断。不过,这种叙事视角,最容易被习惯了文学描写的广大受众接受,相反,新闻写作中不断介绍材料来源的做法,反而会被认为是累赘罗嗦,绝大多数百姓并不习惯客观视角的拘泥和局限。由此,如果一名记者老老实实地使用限知视角,受众不一定喜欢,一位小说家像上帝一样全知全能,受众会觉得酣畅舒服。这种四处弥漫的文学情结,不仅影响着广大人民,而且蔓延到了新闻专家群体那里,尽管《九米拼搏》在复评中被最终否决,但这样一篇纪实文学,怎么可以作为新闻进入到了复评阶段呢?它应该从一开始就被淘汰!
  中国人有一种天然的文学崇拜,文学早已越过自己的疆界,长足侵入其他领域,新闻是被它侵蚀最厉害的学科。近年来,虚假新闻和不实新闻层出不穷,固然有许多其他原因,但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很少有行家关注,这就是,新闻学离文学、想象、虚构、修辞越来越近,离法学、实地调查、去形容词记述越来越远。这是全民倾向,也是专业倾向,是一种至今仍未引起重视和警惕的倾向。

 

                              北大中关园
                           2010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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