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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忆/滥盘与希望

 
 
 

日志

 
 

《刺字的兴废》  

2008-06-03 18:30:00|  分类: 《翻阅日历》月刊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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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阿忆

 

  20066月,两件类似的新闻事件震惊了世界,一件发生在吉林,白山刺字案的受害妇女来到长春,接受外科整形专家会诊,准备去除犯罪分子留在身上的900平方厘米的淫亵刺字,一件发生在湖北,武汉刺字案的受害少女来到江汉区常青街派出所,警察看到她的身上分布着34个的淫亵刺字,决定逮捕案犯。此后,一批同类案件暴光,引发全社会的极大关注。
  刺字大致有3种类型,一是源远流长的古代肉刑,一是士兵标记,一是少数人乐于接受的风俗。作为野蛮刑罚的刺字,废止于1905年,但与同期废除的凌迟、枭首、戮尸不一样,刺字并不夺命,又非致命苦痛,因此人类社会似乎并不对它深恶痛绝。作为特殊社会符号的刺字,先于清末法制改革而亡,只有屠宰场还在对猪肉牛肉使用。如果说,对犯人刺字是其“罪有应得”,那对士兵刺字,只能称为“野蛮落后”,它把士兵视为一种动产。这也就是20066月这两起新闻事件令人震惊的原因,时至今日,仍有人把女人视为私产,用刺字铭其归属。而作为惊骇风俗的纹身刺字,许多人仍然青睐,这并不为过,但如果把另一个人视为私产,一块皮肉画板,在上边随心所欲地刺青泼墨,那便是犯罪,其思想意识尚不如晚清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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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招财进宝的个人理想

 

  起于尧舜,止于慈禧

  刺字刑罚始于上古,当时称为“墨刑”,用利器在罪犯身体上刻出带有形状的伤口,将黑土撒上,使其永不褪色,看上去一目了然。

  那个时候,江淮流域是三苗国,喜欢用“五虐”之刑滥杀无辜,其中便有墨刑。尧在山西临汾,要把天下交给舜,三苗不同意,大骂尧。尧一生气,把三苗杀得四散逃难,占了江浙,废了“五虐”,改为“象刑”,给罪犯穿上特殊的衣服,与良民区分,其中受墨刑者戴黑头巾。舜上台之后,制订“五刑”,这便是奴隶制五刑的雏形。禹当政时,把墨刑定为“五刑”之一,是其中最轻的刑罚。
  商朝甲骨文有“其墨多隶,其刖多隶”一句,说明墨刑在商朝已经司空见惯。
  到了周朝,墨刑更加规范,只在颧骨上刺字,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不降为罪奴的,不必戴黑头巾,降为罪奴的,必须戴黑巾。《尚书》上说,周朝“墨罚之属千”,也就是说,动辄获墨刑的人,比比皆是。

  周朝末年,获墨刑最著名的人,当属军事家孙膑,他和庞涓是同学,都是鬼谷王诩的研究生,是结拜兄弟。后来,师兄孙膑在鬼谷继续深造,师弟庞涓肄业出山,学习不好的都能当大官,所以官至魏国大将。孙膑毕业后,去魏国找师弟求官,遭庞涓嫉妒,陷害其与齐国私通,先取双膝髌骨,后在脸上施墨刑,受尽屈辱。孙膑装疯卖傻,骗过庞涓,终于投奔齐国,搞了著名的“围魏救赵”,最后设计把庞涓弄死。

  后世韩信是取胯下之辱,虽荣誉尽失,终成大帅。孙膑是忍墨刑之辱,负膑疾之累,最后报仇雪恨,传为千古佳话。

  庞涓孙膑同门相残之前,秦国把墨刑改称“黥刑”,叫法虽变,内容相承。但请注意,别把“黥”念成“京”,应该念“晴”。那个时候,公孙鞅变法,审理太子犯案,不便用刑,就把他的两位老师揪出来,当成黑后台,施以黥刑。后来,秦朝羽翼丰满,推翻周天子,建立秦朝。为了搞独裁,让人民变成没有思想的傻子,李斯总理下令,焚烧《诗》和《书》,30天后仍不烧者,“黥为城旦”,不仅在脸上刺字,还要一大早就去修城墙!

  秦朝最著名的刺字英雄是英布。英布少年时,有骗子给他算过一命,说他一旦受刑,将来必封王侯。英布到了壮年,果然犯法,受黥刑,被《史记》称为“黥布”,黥布布的阵叫“黥阵”。呵呵,英布高兴坏了,跟愁眉苦脸的狱友说,“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罪犯们听了,狂笑他傻得出奇,天真得可爱。他们哪里知道,英布越狱,先做强盗,后率少数民族反秦,成了项羽的五虎上将之一,真的封了“九江王”。后来,英布哗变,投奔刘邦,封“淮南王”,与淮阴侯韩信和梁王彭越并称“汉初三帅”,命相果然应验。可怜的是,韩信、彭越、英布,全都死得很惨。
  刘邦夫妇很暴力,刑随秦制,《汉书·刑法志》中有“墨罪五百”之说,几乎啥罪都能黥面。其实,在不夺人性命的肉刑中,黥刑还是最轻的,最重的是腐刑,一刀下去,别想再生孩子!

  幸运的是,刘邦的三儿子很温柔,也就是伟大的汉文帝。他不仅减低税收,解决“三农”问题,而且还首次废除肉刑,把黥刑变成劳改。原本该刺字的,如果是男子,剃个光头,戴个铁刑具在脖子上,去做4年早起筑城的苦役,如果是小女子,直接去做4年舂米苦役。劳改一结束,各自回去,重新做人。
  许多资料说,汉文帝身后1000年,没有黥刑。这说法,有点绝对,连共和国20066月都能有刺字案轰动,怎可说古代黥刑可以绝迹?
  唐朝段成式写过一本笔记小说,叫《酉阳杂俎》,当然,它是小说,但也有记录成分,其中说晋朝奴婢逃亡,抓回来要黥其双眼上方,加青铜色,第2次逃跑抓回来,黥两颊,第3次逃跑抓回来,黥双眼下方,而且黥迹必须长一寸五分,宽五分。段成式还写到一个叫“黄坑”的地方,说其亲戚的随员去那里拣头骨,想配药,竟看见一片头骨上有“逃走奴”3字,色如淡墨。段成式认为,这是受黥刑者的头骨,很有可能是晋朝逃亡奴婢的遗骨,地主老财真狠!
  南北朝的时候,以笞代黥成为定制,但黥刑也并非绝迹。李延寿在《南史·宋明帝纪》中记述,宋明帝刘彧曾颁行黥刑条律,5人以内的集团抢劫犯,盗窃抢劫官仗和伤害公务员本该斩首但遇大赦的罪犯,都要在其脸蛋儿上黥“劫”字,然后割断双脚脚筋,发配边疆。房玄龄、魏征、孔颖达主编的《隋史·刑法志》说,梁武帝萧衍也曾颁行黥刑,而且改刀刻为针刺,提高了手术技术,减轻了犯人痛苦,13年之后才废止。
有人说,隋唐开始帝制五刑,其中没有黥刑。但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说,“尝忤旨,当诛,后惜其才,止黥而不杀”,说的是武则天本该杀上官婉儿,但觉得她太有才,所以只施黥刑,不杀她。
  所以说,自汉文帝至唐末,黥刑确实不普及,但也未必匿迹。这种肉刑死灰复燃,起于晋高祖石敬瑭滥用峻刑,他把黥改称“刺字”,与流放结合,全称“刺配”,对宋朝刑罚产生了极大影响。
  宋朝统一后,对刺字的对象、部位、形状作出明文规定,刺字工具一律改用针,判处有期徒刑和流放刑的罪犯,在脸上或额角刺方块,盗窃犯在耳后刺圆。宋孝宗还曾下诏,规定应处死而免死的强盗,必须在额头上刺“强盗”2字,以便提防。
  在《水浒传》里,宋江和卢俊义刺过字,林冲“刺配远恶军州……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杨志“除了长枷,断了二十脊杖,唤个文墨匠人,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两位都是刺配,武松更厉害,是二进宫,第1次“脸上免不得刺了两行‘金印’,迭配孟州牢城”,第2次“断了二十脊杖,刺了‘金印’”。从这些描绘中可以看出,刺字和纹身在宋朝已经形成产业,文笔匠既给犯人刺字,也为普通人纹身。
  辽朝也搞刺字,但比宋朝仁慈,奴婢盗走主人财物出逃,主人不能在其脸上刺字,只能在其脖子或胳膊上刺字,盗窃罪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第3次犯刺右脖,第4次犯刺左脖,第5次再犯,杀掉。不可思议的是,辽朝频用凌迟,许多刑罚相当残酷,但惟独刺字刑罚最讲道理。不刺在脸上,容人自新,刺在臂颈上,又易于管理。
  在刺字刑罚上,自辽朝开始,确有趋向文明的一点点味道。元朝直接学习辽朝,规定盗窃犯第1次落案,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脖子,均不刺明显处。明朝对盗窃罪初犯,在右小臂上刺“窃盗”2字,再犯刺左小臂,三犯绞死,对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者,右小臂刺“抢夺”2字,再犯同样刺在右小臂,而情节比较轻的偷摸,不许刺字,很有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意思。清朝也做过同样的革新,比如针对奴婢逃跑,顺治规定,逃亡奴婢在70岁以上和13岁以下的,免鞭刺。“鞭刺”是清朝的发明,鞭刑和刺字并用,和疼,所以上限下限免刑,恩威兼施。康熙想更宽容一点,规定逃亡奴婢不再刺面,改刺小臂。呵呵,这下可好,大批奴婢逃跑了,康熙没办法,第2年又恢复了刺面。后来,康熙把鞭刺外逃奴婢的年龄下限提到15岁,同时规定如果是夫带妻逃、父带女逃、子带母逃,责任在男人,女人免鞭刺,只有女人单独逃亡才不免,有点理智和仁慈的意思。
  不过,清朝也有其更加过分的一面,它居然把犯人的脸当成司法文书,把犯罪原因和发配地点分别刺在犯人的左右脸上,文书修过而脸皮难易之事时有发生。另外,清朝跟元朝学了种族歧视,汉人犯罪,一律刺面,满人违法,轻罪和盗窃罪免刺,重罪必须刺字者,刺臂不刺面。
  进入20世纪,在肉刑层面上进行的宽仁改革终归还是野蛮,即便它的本意是好的,其手法却与现代法律精神格格不入。清朝法学家沈家本在《刺字集序》中写道:
  刺字,亦国宪也。窃尝推原其旨:盖以凶蠹之徒,率多怙恶,特明著其罪状,俾不齿于齐民,冀其畏威而知耻,悔过而迁善。是所以启其愧心而戢其玩志者,意至深。
  他认为,刺字一是为了标记,“其间或有逃亡,既可逐迹追捕;即日后别有干犯,诘究推问,亦易辨其等差”,二是为了警戒,即伍廷芳和沈家本合写《删除律例内重法折》所言,“使莠民知耻,庶几悔过而迁善”,但伍沈两位修律大臣同时申明,刺字这种以羞辱人格并断其自新之路的做法,与现代精神不符。慈禧看懂了,批准永远废止刺字,在法条上为这个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古老刑罚划上了句号。

 

  刺在皮肤上的军队编号

  宋朝有一员大将,狄青,北御外族,无往而不胜,甚得宋仁宋喜爱。此公英俊,但脸上有刺字,有材料说他年轻时被刺配,是一失足青年,其实是胡扯。宋朝国防很独特,前有汉唐,后有元明清,统统是兵役制,只要是公民,就必须服兵役,惟独宋朝是募兵制,政府出钱招募士兵,是雇佣军,除了农民,像饥民呀、流氓呀、有前科的人呀,都可以应募参军,成分相当复杂,控制和管理的难度很大,所以自宋太祖开始,“刺字以为兵”,想应募入伍,必须在脸上刺字作标记。所谓“黥卒”,指的就是宋兵。狄青是普通百姓的孩子,只能当兵刺字,这与犯罪刺配毫无关系。后来,狄青凭借屡屡战功,成为高级军官,但仍保留着刺字。宋仁宗劝他想个办法,用药除去面涅。狄青说,皇上以功擢臣,不问门第,我愿留此激励士气。意思是,美国人有“美国梦”,俺们中国人也要有“中国梦”,白手起家。
  宋军有两种兵必须刺字,一为禁军,是作战部队,二为厢军,是工程兵,两种兵都有各自的部队番号,这些番号统统要刺在士兵的皮肤上,使其不能随意流动,也不敢开小差。这两种兵,是无罪刺字。林冲刺配,与之不同。林冲刺配去的是杂役军,由罪犯组成,叫“牢城兵”,脸上刺“牢城”字样。这种兵刺字,有“罪有应得”的思路。但前两种兵刺字,类似于注册管理,实在是对士兵的轻蔑。
  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社会,文官——尤其是有学历的文官——社会地位非常高,与之相比,所有武官均遭歧视,地位非常低,士兵就更被当人。其间,有些有识之士曾提过议案,建议改变歧视士兵的传统,把一些字改刺在士兵的手背、虎口、手心、小臂。但无论如何,宋朝这支军队,是一只十分委屈的军队,当兵的人始终带有耻辱感,宋朝国防部也一直靠刺字来解决信任问题,一心想着“我出钱,我占有”。

 

  岳飞刺字与纹身明志

  许多古代民族都有纹身风俗,比如匈奴,狼为图腾,匈奴男人的身上便刺狼的形象。匈奴甚至规定,汉朝使节不黥面,不得进入皇帝穹庐。汉武帝派王乌出使匈奴,王乌入乡随俗,以墨涂面,象征性地表示黥面,匈奴皇帝很高兴,指派太子与汉朝通婚。实际上,纹身古风在先,墨黥刑罚在后,后者对前者是一种简单的借鉴关系。相比之下,纹身更要技术,是一种诱人的心理刺激,纹身图案由此成了令人费解的艺术品。在很多情况下,纹身不仅仅是惊世骇俗,而且还可以明志,是一种理想的激情表达,岳母刺字的传说就是一个证明。
  岳飞很像狄青,久怀报国之志,19岁在山西平定应募入伍,投入抗金战争。岳飞是宋兵,必须“刺字以为兵”,但刺在岳飞身上的字到底是不是“精忠报国”,史上没有记载,是否为不识字的农妇母亲所刺,史上也无记载,大致是一种人人愿意相信而不可推翻的动人传说,是爱国主义的一部分。
  岳珂为爷爷写了一部传记,《鄂国金佗稡编》,其中只有如下记录——
  先臣天性至孝,自北境纷扰,母命以从戎报国,辄不忍。屡趣之,不得已,乃留妻养母,独从高宗皇帝渡河。河北陷,沦失盗区,音问绝隔。先臣日夕求访,数年不获。俄有自母所来者,谓之曰:“而母寄余言:‘为我语五郎,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媪为念也。’”乃窃遣人迎之,阻於寇攘,往返者十有八,然后归。先臣欣拜且泣,谢不孝。
  从中可以看出,岳飞是大孝子,放心不下母亲,岳母公而忘私,只想着让儿子忠君杀敌。正因为没文化的农妇能如此深明大义,读起来令人感动,肃然起敬。但岳珂的书,并无太奶奶为爷爷背刺“精忠报国”的任何记录,此事如果存在,岂不更为感人,怎可被漏掉?
  元朝汇编《宋史》,在第380卷《何铸传》中,第1次出现岳飞背部刺字的记录。岳飞在蒙冤受审时,曾“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但这背上的“旧涅”,岳飞没说是老妈所刺。更重要的是,岳飞亲口说的是“尽忠报国”,不是《说岳全传》和刘兰芳评书里说的“精忠报国”。
  明朝的《大宋中兴演义》,已不是历史,是戏说本,但依然不是岳母刺字。相反,小说的情节是,岳飞“令人于脊背上刺‘尽忠报国’四大字,以示不从邪之意”。这就是纹身明志,但却是“令人”,不是“请母亲”。而且刺字这种技术工作,多半要由专业的文笔匠来做,否则容易感染。在冯梦龙的小说《精忠旗》中,为“岳侯涅背”的人第1次现身,但却不是岳母,而是岳婿,是后来和岳飞一并处死的张宪上将,所刺内容仍为“尽忠报国”。
  一直到清朝剧本《如是观》传世,岳母刺字情节才第1次出现,岳母有一句唱词是,“起来!我将‘精忠报国’刺入你皮肤了!你当日夜牢记,念君奋力把胡酋退,念亲及早把捷书寄。”在此,“尽忠报国”第1次变成了“精忠报国”,因为岳军军旗是“精忠岳飞”,岳飞背上的刺字也就变成了“精忠报国”。
  这样看来,与其说“精忠报国”是岳氏家族的理想,不如说它是后世文人的理想,而且代表着汉民族的爱国理想。冯梦龙在《精忠旗》中为岳飞设计了一句对白,岳飞对女婿张宪说,“我今刻此四字于背上呵,唤醒那忘主背君的,要他回顾”,这便是纹身明志的典型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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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幻象中的岳母刺字

 

  综上所述,纹身提供给刺字刑罚一种生理基础,原本是个人表达理想的特殊方式,却因为伤及肌肤的程度不深,转而成为政府惩戒轻罪犯的公刑或控制武装力量的基本方法,这种古老有效的司法手段,发展到清末,终与现代法制文明相违背,被慈禧批准废止。
  遗憾的是,“纸上得来终觉浅”,刺字在法条上废止了,却仍有群众基础,有些人不仅仍喜欢在自己身上继续做文章,而且要把自己的理想刺在对方身上,满足私占的畸形心理,甚至把天下最脏最恶毒的词汇刺在对方身上,用原始私刑去惩罚不愿归附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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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刺字案的受害少女


  这是数千年来野蛮公刑对私刑欲望的暗示,是对受害人身心的双重加害,是对现代司法秩序的挑战,必须绳之以法。但现代司法精神的伟大在于,惩戒罪犯,但并不采取以牙还牙的方式。对于2006年6月间暴露出来的两名刺字案犯,共和国不会采取凌迟、枭首、刺字做解恨处理,而是适用自由刑和罚金刑去严厉惩罚,并在道德上进行口诛笔伐。

 

               摘自2008年6月刊《翻阅日历》杂志

                  《清末法制改革》专栏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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