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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忆/滥盘与希望

 
 
 

日志

 
 

《聚散天注定》  

2008-12-17 10:38:00|  分类: 电视专题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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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陈晓楠:鲁迅北上的同时,周作人夫妇从日本回到绍兴,鲁迅除了在经济上继续接济他们之外,开始在事业上为周作人投入更大的关怀。周作人翻译了中篇小说《木炭素描》,但投稿在中华书局和《小说月报》连连碰壁,一时万分苦恼。鲁迅就为弟弟奔波,搞掂文明书局出版。鲁迅还和周作人一起用“周绰”的笔名发表作品,以至于在《鲁迅全集》中,实际上有好几篇杂文都是周作人的作品。

 
  到北京以后,鲁迅一直独居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30年前,自己在绍兴出生时,祖父点翰林,就在这里候选。想到致使家族败落的祖父,不知鲁迅作何感想。此时,他的职务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2科科长。然而,他对北京的政治完全是失望的。
  1913年夏天,鲁迅南下省亲,回京后寂寞难当。周作人担心哥哥太苦闷,便叫南京水师学堂的老同学季自求常去看望。季自求在总统府供职,周作人希望他能在人际上对鲁迅有用。为了回报并在名声上提携弟弟,鲁迅便把花费了大量精力编成的《会稽郡故事杂集》,用“周作人”的名字出版发行。但在大量的时间里,鲁迅孤坐青灯黄卷,沉缅于拓片残书之中。实际上,这种情绪一直在鲁迅生命中秘密延续,临近40岁时,还曾想到过自杀。甚至在《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发表后数年,这种孤寂和死的念头,依然缠绕着他。据许广平回忆说,鲁迅在床褥下藏有利刃,被她发现后扔掉了,她十分担心鲁迅会作出失常举动。这就是周作人来京工作鲁迅为什么会感到如此高兴的原因。在沉寂中,他需要兄弟,需要手足之情。
 
     1917年,辞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手持黎元洪总统的委任状,去北大走马上任。鲁迅在惜别这位顶头上司时向他推荐周作人,蔡元培欣然应允,打算聘他为中文系教授。
     4月1号,周作人一到北京便雇了洋车,直奔绍兴会馆。鲁迅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到,兄弟俩“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周作人的日记是:“至四时睡。”由此可以想见,兄弟久别重逢,该是多么兴奋。
     夏天,鲁迅应蔡元培邀请,为北大设计出校徽。校徽由3个人形组成“北大”两个篆字。背向侧坐在上的是两名学生,坐在下面的是一位老师。老师十分吃力,肩扛着学生。尽管刘半农教授诙谐地称它是“哭脸校徽”,但北大用它作正式校徽一直延续到1949年。周作人也不负众望,写出了《欧洲文学史》。可以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像样儿的西方文学史专著。从1917年开始,在绍兴会馆,两颗文化新星冉冉升起。
     新文化运动给周氏兄弟带来巨大声誉,也带来稳定的高收入,然而此时,周家天南地北,生活上十分不便。北京两兄弟除了月月要给绍兴母亲寄钱,还要负担周作人太太的日本娘家。为了改变骨肉分离,实现10年前的诺言,鲁迅和周作人买进体面的八道湾新宅。但,严重的危机恰好潜伏在美好的理想之中。
 
    【主持人陈晓楠:八道湾这所大宅子的名义上的主人,是鲁迅,但周家的财政大权却由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掌管,鲁迅必须把每月的收入全部交给信子处置。不过呢,鲁迅倒没有觉得这种体制有些过分和碍手碍脚,反倒是信子觉得,这位名义上的主人有些多余甚至可疑。
 
     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和周作人本是一体形象,但到了八道湾时期,周作人在文坛上的地位日益升高,由于他的背景是北大教授,所以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工薪收入,都远远超过鲁迅。这段时间的日记里,鲁迅的活动记录明显减少,兄弟之间的隔膜潜移默化地增长。恰在此时,教育部接连5个月发不出薪水,魯迅隨憤怒的同事们到財政部集体靜坐,最終只是領到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信子从鲁迅那儿收到的錢少了,便怀疑魯迅私蓄。而羽太信子自己,早已自视为“名教授的太太”,她忘记穷苦的出身,出門必坐汽車,买来的东西必须是日貨,仅家里雇用的管家和工仆就有8人之多,大家庭的收支逐渐失衡。
     1921年早春,周作人患病住院,鲁迅一次借款700大洋,相当于两个月的薪俸。如此沉重的生活负担,使得鲁迅的心情糟透了,他甚至无钱买烟,那是他熬夜写作必不可少的工具。鲁迅开始隔三岔五地提醒信子节约用度,勤俭持家,信子表面不言,心里却是一肚子怨气。兄弟3人中,周建人尚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没有收入上缴,反倒每月支出。在绍兴时,周建人对信子的妹妹芳子产生了爱情,结为伴侣。一对姐妹嫁给一对兄弟,本是亲上加亲。但此刻,周建人暂无建树,经常遭到芳子和信子的白眼。他决定离开北京,自强自立,去上海商务印书馆作校对员。周建人的出离,成为大家庭彻底破裂的先兆。
 
     周作人喜欢安静地看书,对家事表现出明显的疏懒。正是这个弱点,他第一个被信子征服。凡有什么事丈夫不愿做,信子便闹个不停,让他无法读书,直至迫使他俯首贴耳。有一次,周作人告诉鲁迅,要把岳父岳母从日本接来,作个更大的家庭。鲁迅坚决很反对,认为多年寄钱供养他们,已是仁至义尽,何况他们还有别的子女,何必非要到中国!周作人很不高兴,完不成这个任务,他在太太那里没有好日子过。果然,信子开始大声告诫孩子们,不许搭理那个“孤老头”,不许吃他的东西,让他冷清死!她还对周作人说,鲁迅常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偷听,这是兄长的不检点。
     1923年7月19号,周作人把一封绝交信丢给鲁迅,从此,不再邀请鲁迅一起吃饭。8月2号,鲁迅再也受不了充满火药味的气氛,决定搬出八道湾。
    【采访上海新闻出版局编审倪墨炎——
     这个事闹出来以后,家里所有人都同情鲁迅--除了周作人夫妻--包括周丰一都不相信,大伯对他母亲有什么不正当企图。

     周作人采取不辩解主义,把7月17号到8月2号之间的日记全部剪掉。鲁迅更甚其弟,他说:“我的小说中所写的人物,不是老大就是老四,因为我是长子。写‘他’不好的时候,至多影响到自身;写老四也不要紧,横竖我的四兄弟老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绝不能提一句,以免别人误会。”
    【采访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
     我们不是有一种观点,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兴趣不应该放在到底什么原因促使兄弟失和,反正是家庭琐事。我们用普遍的平常的心态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不必去过多地探究的问题。我觉得值得探究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这次失和对他们兄弟两个人有什么影响,对他们心理上造成了什么影响,另外一个是他们兄弟失和后始终没有恢复,这给他们双方都带来很大的痛苦。
 
    【主持人陈晓楠:“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是《诗经》里的一句诗,意思是,金星有两个名字,当它出现在凌晨,便是启明星,而它出现在黄昏,却叫“长庚星”。后人借用这种天象来形容兄弟失和。而鲁迅1周岁的时候,父母按绍兴习俗,把他抱到长庆寺,拜龙住持为师,龙师父给他起的法名是“长庚”,而周作人的字恰好是“启明”。魯迅決計搬出八道彎时,老母亲埋怨周作人糊塗,并想起長庚和啟明不能在一起正好是一种天命。
 
     鲁迅迁入西四砖塔胡同61号暂住,与周建人的学生比邻而居。他得了一场大病,时常吐血,只能以稀饭为食,直到冬天才能正经吃饭。这当儿,母亲生病,想去医院,信子不答应,母亲便哭着来找鲁迅。为了不让母亲受苦,鲁迅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下一套四合院。从此,母亲再也没有回过八道湾。
     转眼到了1924年初夏,鲁迅最后一次回八道湾,想取走自己的东西,却遭周作人夫妇无情痛骂。周作人抄起一尺高的狮子铜香炉,朝鲁迅的头上打去,幸好被门客抢下。鲁迅也不客气,回敬了一只陶瓦枕。风波过去,两兄弟极力避免正面接触,但在各自的文章中经常有对此事的隐秘影射。第2天,周作人写了篇短文——《破脚骨》——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破脚骨”在绍兴话里是“流氓”的意思,他不惜残害自己的身体,比如割破自己手脚,用以达到制服对手的目的。在周作人看来,鲁迅就是这样的流氓。而1925年冬天,鲁迅写出《兄弟》,取材于周作人1917年刚到北京治病的故事,无情嘲讽了手足之情。11天之后,鲁迅创作出著名小说的《伤逝》。大多数读者误以为这是一篇爱情小说,但只有周作人看得出,《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而是假借男女死亡,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多少年后周作人说,我深信,我的这种感觉是不会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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