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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忆/滥盘与希望

 
 
 

日志

 
 

阿忆:用DV记录平凡时刻  

2006-08-15 08:24:00|  分类: 传媒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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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公司《DV新时代》主持人梁音对阿忆评委的采访——
   
  您个人怎么理解DV?
  阿忆:我现在知道,“DV”这个词,是“数字视频”的意思。但最早看到这个词,总觉得是把“PV”写成了“DV”,以为是“Porsenal Video”。对于影像作品,我经常忽略它的技术因素,只关注用这种技术拍摄出来的内容,这些内容常常是私人化的,所以我误以为《DV新时代》是拿着便携工具,随时随地地拍摄个人见到的景象,然后在节目里播发评奖。

  这些片子里的什么东西,让您觉得兴奋?
  阿忆:1997年秋天,我曾为香港传讯拍摄过老摄影家李振盛,因为他在废品处理站抢救回来上万幅珍贵的文献图片,有他自己在“文革”中拍摄的作品,也有吴印咸大师的遗作,有些甚至是独本。我们去他家时,他刚好从香港回来,拍摄下香港回归的一些照片。当他解释“文革”图片和香港回归图片时,分别使用了两个词汇——一个是“伟大时刻”,一个是“平凡时刻”——他说他的一辈子都在拍摄“伟大时刻”,比如他曾拍摄“文革”战士,全身戴满毛泽东像章,在激动地“讲用”,他曾记录下任仲夷被剔成阴阳头“接受批判”的场面。无论这个时刻是否正确,只要是历史大场面,他都叫它“伟大时刻”。而香港回归的时候,他说他已开始关注“平凡时刻”,用平凡去记录伟大。香港回归那天,李先生没有去拍依依惜别的港督,没有去拍世人瞩目的特首,没有去拍政权交接仪式,而是选择了普普通通的一名香港人。他坐在一把普普通通的白色钢丝椅上,背对着李先生的相机,椅子下趴着一只娴静的睡猫。他正在读7月1号的港纸,身边漂亮着五星红旗和香港区旗。李振盛要告诉大家的是,7月1号真的来了,但除了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香港依旧是原来的香港。这种普通人的视角,比特殊人物的视角,更能反映真正的时代气息。
  李先生对我的影响是,从那时开始,我也喜欢上了“平凡时刻”。

  那么我会问自己,哪种工具更适合我们记录“平凡时刻”?当然是便携工具,是DV!
我喜欢你们播出的《老田的一天》和《曾经摇滚》,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的人民生活。
   
  年轻人的生活可能没有很多沉淀,您觉得他们用DV去看周围的生活,会存在什么问题?间或又会有哪些特别可爱的地方?
  阿忆:我一点也不觉得他们没有“沉淀”——没有“沉淀”,就拍不出《老田的一天》,也拍不出《曾经摇滚》——我刚才提到的李振盛先生,他之所以走到人生的后半段,才开始意识到应该从平凡角度去反映伟大时刻,那是因为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崇尚伟大。如果我们看共和国历史,你会发现,1995年以前我们所有的历史,很少谈到百姓的人生,几乎全部是领袖们的世界。但是我们这代人跟他们不同,所以我们一拿起DV 机,首先想到的不是跑到中南海门口,去等某位领袖,我们总是就地拍我们的四周。这个时代有一个理念,那就是,领袖生活不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全部,我们周围每一个人的人生,共同构成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整体画卷。
  在现实生活中,像DV工作者那样就地拍摄平凡时刻和平凡阶层,基本上还是传统电视栏目中很少见的。比如拍一个卖花女,有人会说,如果这东西得奖,会不会让那些不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外国人,认为我们国家在这个时代还到处充满着苦难的流浪女。其实,这没必要考虑。这个时代是由无数散片组合而成,如果除了《DV新时代》,还有许许多多DV片,我们便会从多个栏目中,看到这个时代形形色色的生活,它们组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时代,是我们全部的生活现实。我觉得,不用担忧年轻人总是拍摄底层,一个青年人,当他拿起机器拍摄的时候,很难接触到中南海内部。他只能就地拍摄周围的百姓,甚至就地拍摄他自己的生活,这没有什么不好。
 
  但还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收集这些DV作品时,看到很多学生作者关注的不光是底层,而是底层中更加边缘的人。这些人跟他们的现实生活离得也非常远,但他们却刻意地去追逐。这会是一个误区吗?
  阿忆:我不这么看问题。不管这个社会是否有高贵和平凡的分野,不管我们使用什么机器去拍摄,如果把这些东西都抛弃掉,我们就会发现,必须固守一个基本原则,故事才会好看,那就是,戏剧性和冲突。那么,DV工作者在选择拍摄对象时,哪些人的生活最容易构成冲突呢?当然是边缘人物,而不是稳定结构中的保守者,不是那些屈从于社会给他规定好社会角色的人们。一名农民,一名工人,甚至一位白领,他们身上的戏剧性都不足以大过边缘人。边缘人,可能最初是农民,进而变成工人,而后变成乞丐和小偷,甚至变成强盗,最后有可能从良,他和其他阶级很容易发生各种关系和冲突。所以我觉得,关心边缘人是DV作者构思上的优点,也具有历史意义。
   
  DV拍摄中还有一个问题——拍摄者如何处理与被拍摄对象的关系,我觉得《老田的一天》在这一点上,让我们感觉得比较舒服。
  阿忆:没错儿,这一家人好像根本没意识到有架DV机正在拍摄自己。它很像是正规的纪录片,艺术境界很高。我简直怀疑它的作者是专业人员。上海电视台有一位拍摄纪录片的女高手,她去偏远地区拍摄时,是让摄像师天天抗着摄象机四处闲逛,3个月后正式开拍,被拍摄者已经习惯了摄像师和他肩上的摄象机,不会在面前表现得不自然。《DV新时代》其他几个片子,都能看出被拍摄者明显意识到拍摄者的存在,因此显得多少有些不自然,所以感觉上不如《老田的一天》。
          
    《曾经摇滚》让阿忆老师非常感动。片子拍到的树村,是爱好摇滚和地下音乐人聚居的地方。这群人,在以前我们播出的DV作品中有过展现,可见这是DV拍摄者很容易想到的题材。但这个片子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它让我看到了一个人在为理想奋斗的情景。
  阿忆:这很不容易。听他的口音,好像是北京人,这就更不简单。北京有很多满清留下的坏传统,比如只说不做,但他没有这些坏品质。片子里有一个情节,是他为举办摇滚活动去以打工的方式募集资金。片子选取了两种打工方式,一个是在地下过道卖唱,一个是做美院模特。这让我特别感动。做摇滚音乐的人,为了谋生,卖唱是特别容易想到的途径。但这样的人,在他们内心深处,都有一种非常清高的态度。他能抛弃这些东西,为了养活他的乐队,为了做摇滚音乐的梦想,他可以接受一切考验。我们知道,这种行动要过两大关。第一是心理关,要抛弃一切荣辱,为了活到明天,为明天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要暂时放下架子。这很困难。梁音是女孩儿,你做不到。阿忆是男人,我也够呛能做到。当我们有了冲动,我们可能会勇敢地迈出第一步,但迈出第一步以后需要坚持,我们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人,有人愿意可怜你,给你钱,也有人给你钱的时候要羞辱你,而更多的人,就像我们在片子里看到的那样,冷冷地看你一眼,匆匆地走过,甚至根本就不看你。这须要多么强的心理负荷能力!除此以外,还有身体关。即使是在美院做模特,也需要非常健康的体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摆一个架势,持续那么长时间不变。
   
  他所做的一切,他所承受的心理压力,都是为了他的理想生活,做乐队,搞摇滚。
  阿忆:我觉得DV好就好在这儿。将来这个叫“李波”的小子,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大人物,等到那时,再回首“想”当初的生活和再回首“看”当初的生活,感受一定大不一样。我记得那英和艾静都说过,她们刚到北京闯天下时,大腕儿在唱“罗兰我爱你”,她俩就其间喊两嗓子“罗兰”,苦涩尽在其中。没准儿李波再过10年,回头“看”来,那感慨要比那英和艾静强烈得多,因为记录总比记忆要真切。
    
  李波这样的人,在现代大城市里非常多,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人呢?
  阿忆:不用“理解”他。提到“理解”,总包涵着“同情”和“怜悯”,好像自己站的位置很高。他就是真实的一个人,就是一种不一样的一种生活。也许有一天,他遇到转机,他不曾放弃的摇滚事业如日中天,走着走着,没准儿就跟咱们走到一起来了。成功有先有后,没有谁高谁低。那只是一种生活,是他生命中的一段时光。
   
  我不是说站在高处同情地看他,有些人觉得那样的“生活”不是生活,就是“混”,您觉得是不是?
  阿忆:我反对这种错误看法。人的事业线应该是分阶段,类似李波那样的阶段我也有过。在进入电视圈之初,我在央视干了两年,只有600元报酬,那种状态也很像是“混”。唯一一点不一样的是,我原来在大企业工作,可以坐吃山空,否则我会和他们一样落魄。如果真是完全如他,我可能也会逼着自己,跑到一个地下过道,去拉手风琴。
   
  如果您第3年甚至第5年仍然没有稿费,您还会坚持吗?
  阿忆:我相信李波跟我想得一样,我们从来不相信到了一个火候之后,还会像从前一样原地踏步,这根本不可能!有时候,一个人成了,人们会为他的成功总结出很多契机。你回头想想,可能在某个咖啡厅偶然认识了一个人,他便把你介绍到另一个行业,成就了一番事业。但是不要这样想。成功的根本原因不是契机,而是你一直在做。做到了某个时候,你必然会“偶然碰到”一个人。即使不在咖啡厅碰到,也会在洗澡堂碰到。所以我只要做下去,一切都会改变,第3年拿不到稿费,第4年可能会拿到,第4年仍然拿不到,那就换一个剥削程度低一点儿的地方去拿。
   
  可能像李波这样的人,如果再坚持三四年,仍然没有把自己想做的事做成,可能会有其他契机,引他走上另一条路。
  阿忆:没问题。没必要非让他做摇滚,做超级男模也不错。
 
  看《曾经摇滚》,可以感觉到,拍摄者积累素材的时间非常长。但很多DV拍摄者不可能对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物投入特别多的时间和精力,他记录的可能只是一个片断,非常短,非常平淡。我们怎么在平淡当中找到精彩?
  阿忆:说到这儿,我们应该对前面的谈话做一个修正——从一开始,咱们就把看过的几个片子分成了好的和不好的——这是不对的。我的《世纪大讲堂》刚录了一位郭可敬院士,他在84年的时候,发现了碳60。他说起这件事时,我故意曾问他,这个碳60到底对社会有什么用处。郭院士回答,这种问题,是科研现状的一个误区,它导致了我们民族的悲剧——一个研究项目,一定要有功效,我们才去研究——这是不对的。实际上,所有基础科学的研究,你就研究好了,不要管它有什么用。至于功效,那是技术员的事,留给他去考虑。DV纪录片也是如此。如果再过10年,我们要了解刚刚过去的岁月,我们可以从纪录片库里得到。这个库里必须有好多东西,把它们完整拼接在一起,才能构成那个时代的真实氛围。什么叫“好多东西”?意思是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工种、黑白的、彩色的、老旧的、激烈的、平淡的、跌宕的,一切应有尽有。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就不必要这样讨论,说这个片子有冲突,所以“上乘”,那个片子只是完完整整记录了一件事,有些平淡,所以“不好”。
  从娱乐角度讲,我们会说哪个节目更吸引人。从商业角度讲,我们会说哪个节目更容易拉来广告。但对纪录片,我们不要这样考虑问题,我们只是时代的书记员,我们的任务是让后人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换句话说,冲突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来某一天,我们来到片库,随便抽几盘带子看,我们会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既有激烈的斗争,也有平淡的生活,既有老板的挥金如土,也有小工和流浪艺人的含辛茹苦。
  如果这么说的话,刚才咱们看到的其他两部片子,也都是好作品。
 
 
                                      2002年夏天于清华南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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