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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忆/滥盘与希望

 
 
 

日志

 
 

3《风云际会》  

2006-04-15 11:00:00|  分类: 电视专题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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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片《百年大公报》之3,凤凰卫视,2002年,阿忆撰稿
 
 
    1926年9月1号,《大公报》复刊第一天,张季鸾总编发表《本社同人之志趣》,宣布“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被国人称之为“四不主义”。总之一句话,文人论政,不受约束,《大公报》言论独立,不依靠任何财阀,不依靠任何政党。而这,正是《大公报》决胜于千里的全部秘密。
 
       【主持人陈晓楠:《大公报》社长吴鼎昌曾总结民国以来的报业教训,说大多数报纸办不好,主要是资本不足,于是就滥拉政治关系,拿政党津贴,政局一变动,报纸也就垮掉了。而《大公报》的经理胡政之说得更好,他说国人办报的方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政治报纸,为一党一派作宣传鼓动,没有把报纸本身当成一种事业,等到宣传目达到,报纸也就跟着衰竭了;另一种是商业报纸,不问政治,只做生意经上的打算。只有我们接办《大公报》,才能为中国报业开辟一条新路。
 
        1926年春天,张作霖父子和张宗昌联合进京,把临时执政段祺瑞赶出历史舞台。张作霖枪毙了《京报》社长邵飘萍,逮捕《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发表《官僚运气》,讽刺潘复拍张宗昌马屁,把潘张关系比作睾丸与肾脏,被张宗昌以“通敌有证罪”草率枪毙。邵飘萍是张季鸾的莫逆之交,林白水是胡政之的生死同事,所有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恰恰发生在《大公报》复刊前夕,这对《大公报》同仁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9月1号,北方厮杀尘埃落定,但张季鸾发表“四不”复刊宣言,南北又兵戎相见,烈焰四起,北伐军分3路逼近武汉。《大公报》并不考虑谁胜谁负,寻找稳固靠山,它只是在要闻版头条不停地做着评论和报道。
       【访前香港《大公报》副社长李侠文:这个“不党”的解释,最早提出“四不主义”信条的时候,“不党”他说不是“不偏某一个党”。哪一个党对,我就支持你。哪一件事情哪一个党做得不对,我就批评你。但是,他不接受任何一个党的支持,为某一个党讲话,为保持中立。
        复刊第2天,吴鼎昌亲自发文,反对一切战争,为《大公报》定下基调,认为南北谁胜谁败均无用处,最好是立即停火。第3天,张季鸾发表评论,呼吁南北“化除陈见,推诚协商”。在他看来,国民党统一中国是白日做梦,民国政府要消灭国民党,也是痴心妄想。
        冬天,吴鼎昌注意到,南北学生大批投效国民革命军的势头不仅未减,反而与日俱增。这不仅加强了国民党的力量,而且体现出国民革命的全国性,是“有道伐无道”。《大公报》反对一切战乱的态度,发生了一丝转变,开始探讨国民革命何以得以全国响应,所向披靡。胡政之评论说,“实由人心厌旧,怨毒已深,对于新兴之势力,怀抱一种不可明言之企望”,许多具有新思想的人“集中于党军旗帜之下”,实因为“北方确有点不能兼容”。他承认,国民党有能力“统率民众支配民众”,甚至说革命军“采用俄国式组织之后,全部民党,恍若节制之师。政治上之主张俨成宗教上之信仰,此为国民党胜人之处”。
        不过,《大公报》仍对“有道者”的具体做法进行犀利的批评,反对蒋中正继续推行孙文的三大政策。吴鼎昌批评国民党赤化,引来了外国干涉。张季鸾写社论,指控赤化了的国民党,学来“一党专制”。深冬季节,《大公报》社论再次指责北伐军赤化,煽动武汉工潮,破坏生产,而且蛮不讲理。
 
       【主持人陈晓楠:但总之,《大公报》还是对南北以谈判方式结束战争留有期待。12月7号,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大公报》曾发表他的宣言。张作霖宣布只知救国,“绝无南北新旧之见”,这与蒋中正就任北伐军总司令时的宣言如出一辙。蒋中正也曾特意告诉北洋旧军人,只要向义输诚,实行三民主义,即引以为同志,“决无南北畛域之见,更无新旧恩仇之分”。就在这种风云际会、五味杂陈的烟云中,《大公报》人亦步亦趋地履行着誓言。
 
        胡政之每天清晨赶到报社,第一件事就是巡视经理部,了解发行和广告势头,尔后上2楼看报。胡政之大量翻阅各种报刊,一是比较这些报刊的优劣,二是找出《大公报》与优秀报刊的差距,同时还要找到采访线索,及时指令驻外记者。
       【访胡政之之子胡济生:……
        人们难得看到胡政之的笑容,编辑部的一切,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如果说《大公报》员工对胡政之是敬重中带有畏惧,那对张季鸾便是敬畏中带有几份亲热。张季鸾一到报社,立即带来轻松欢快的气氛。他有很高的交际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访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教授:张季鸾通常是下午两点多就到报社,然后是先看全国各地的报纸,看通讯社的稿子,会见来来往往的客人。他很好客,通过会客,他获得很多信息。晚饭后,通常是八九点钟到报社来,发一批稿子,处理一批稿子。到11点时,开始考虑当天的社论。社论基本是当天写,第2天就发,第天见报。
        吴鼎昌是盐业银行总经理,夜里才能赶来报社,与胡政之和张季鸾议论时局,研究社论。因此,每当繁星四起,《大公报》社才进入最繁忙的时刻。就这样昼夜努力着,《大公报》得以重新振奋。续刊之初,其日销量不足2000份,但8个月之后,猛增3倍,随后超过万份。换句说,复刊后的《大公报》仅用两年时间,便再度崛起,从天津走向华北,成为北方第一大舆论重镇。
 
        1927年初,胡政之南游武汉和上海,对南方革命发生观点变化,转而称誉蒋中正,痛斥北方军阀。孙文逝世两周年,胡政之发表社论,赞誉孙文。此时的天津,仍为杀人如麻的张宗昌控制,胡政之此举,同被视为《大公报》“敢言”。随后,蒋中正在上海“清党”,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大公报》赞同清除共产党,但却坚决反对滥杀共产党人和造反工农。冬天,蒋中正宣布与毛氏夫人离婚,与姚陈两位情人分手,而与宋美龄结为夫妻。张季鸾听了,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把蒋中正骂得体无完肤。
 
       【主持人陈晓楠:1928年元旦,《大公报》第一次明确表达政治理想,认为悲观没有道理,复古没有出路,学习苏联只会败坏国家,正确的路应该是效仿欧美宪政,建立自由资本主义。这为《大公报》日后的言论立下了一个标准,凡符合自由资本主义就赞同,凡违背就反对。对国民政府,它一边拥护一边猛烈抨击它一党专权。在国共斗争中,它站在国民党一边,反对共产党。而在中日民族矛盾面前,它又表现出高昂而坚定的抗日立场。
 
        1928年夏天,革命军逼进京津,张作霖率东北军北撤,途中被苏联暗杀,北伐遂告成功。1星期后,《大公报》发表社论,赞扬蒋中正为掌国家政权而辞军委主席兼革命军总司令等等军职。第2天,革命军进驻天津,《大公报》再发社论,不同程度地称赞蒋中正、阎锡山、白崇禧、傅作义。
        此时,传来蒋中正即将北上的消息。
        为采访这一重大事件,张季鸾亲自去北京,请求冯玉祥将军帮忙。
        7月1号凌晨,冯玉祥南下郑州,迎接蒋中正和李宗仁的北上专列。张季鸾同行,乘专列一同进京。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和秘书陈布雷,都是张季鸾的老朋友,因此北上列车一路交谈甚欢。让张季鸾大为惊讶的是,7个月前曾被自己痛骂过的蒋中正根本不记前嫌,反而视自己为国士诤友。张季鸾感叹之余,3天后发表社论《欢迎与期望》。在他笔下,蒋中正已从“不学无术”之徒变成了“革命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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