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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忆/滥盘与希望

 
 
 

日志

 
 

4《明耻教战》  

2006-04-15 10:53:00|  分类: 电视专题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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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片《百年大公报》之4,凤凰卫视,2002年,阿忆撰稿
 
 
        1926年《大公报》复刊之初,每月要亏损4000元,但从1928年元旦起,《大公报》日销量超过1万3千份,从此月有盈余,于是胡政之经理一方面实现了年终送股的约定,一方面开始添置新设备。1931年,《大公报》日销量已高达5万份,每月广告收入颇丰,胡政之买进德国高速轮转印刷机,使报社更为兴旺。
 
       【主持人陈晓楠:1931年5月22号,是《大公报》社长吴鼎昌48岁生日,这一天也正好是《大公报》发行第1万期。为了庆祝这个双喜临门的日子,陆海空副总司令张学良、监察院长于右任,还有梅兰芳和程艳秋一大批名流发来文章,恭贺盛事。但谁也没有想到,仅仅3个月之后,《大公报》竟甘尽苦来,第一次感到真切的家恨国仇。
 
        5月22号,发行量骤然猛增数倍,印刷机从子夜时分一直转到第2天正午,叫了整整一个昼夜。人们在当天的报纸上看到,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发表《收获与耕耘》,称赞《大公报》改组以来,声光蔚起,不到5年,一跃成为一流报纸。还看到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发表《后生可畏》,称誉《大公报》已超越上海《申报》,从天津报纸发展成全国舆论机关。胡博士勉励说,应该诚恳祝贺《大公报》更进一步两步以至百千步,期望他打破中国最好报纸的记录,在世界最好的报纸中占据荣誉地位。
        就在这种喜悦之中,《大公报》从北方飘来的风中,嗅出了硝烟的味道。
        9月10号,《大公报》批评日本内阁,说“中村事件”尚未查明,日本竟不等中国调查结论,盛传用兵。18号下午,记者汪松年从铁路局获悉:“日军调动频繁,景象异常。”汪松年没回旅馆,而是守候在路局。19号凌晨1点,路局接到沈阳电话,说日军真的开火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汪松年立即打电话给张季鸾总编,张季鸾临时在要闻版补进这条震惊中外的最新消息。日军进攻沈阳后,立即切断一切联络,使国内其他报纸均未获悉,汪松年的口述新闻也就成了九一八的最早报道。
        张季鸾还打电话给在北京的胡政之,要他赶往协和医院,采访在那里躲清净的张学良。张学良承认,为避免刺激日军,不给其扩大战争增加借口,竟收缴了东北军军械。胡政之因此成为事变后第一位采访张学良的记者。
        胡政之赶回天津后,张季鸾召集全体编辑会,把“明耻教战”确定为日后的编辑方针。所谓“明耻”,是委派青年编辑王芸生,撰写1871年以来的中日外交史,把日本逐步侵华的历史原原本本整理出来,介绍给国人。所谓“教战”,是要汪松年开办《大公报·军事周刊》,向国人介绍国防知识和军事常识。
        在英敛之时代,《大公报》曾由法租界迁出,落户日租界,但眼下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越来越感到,如果留在日租界,《大公报》早晚会出事,必须另寻新址。他们找来找去,却在法租界电灯房后面一家纺织厂,找到一间正在打扫修葺的旧厂房。11月8号夜晚,“天津事变”爆发,四面八方均被铁丝网封锁,报差进不来,报纸送不出。胡政之和张季鸾急忙跑到吴鼎昌家,通宵研究对策。3人一致认为,外患急迫,正是国人急需了解新闻之时,决不能停止出报。但,种种努力均告失败,《大公报》不得不停版数天,全力以赴组织搬家。
        好在胡政之和张季鸾都是留日学生,日语说得顶刮刮,他们给日本领事馆打电话,请发通行证,很快获得通过。社会各界,对《大公报》奋力搬迁,给予极大协同。搬迁第1天,电话局接通了电话。第2天,供电局接通了电灯。1931年11月16号,《大公报》从日租界搬回法租界。29年过去,历史仿佛画了一个圆圈,又回来了原来的位置。
 
       【主持人陈晓楠:王芸生接到“明耻”重任时只有28岁,他用了1星期时间,为新专栏算了一笔帐。如果每天登载一段中日关系的文字,要两年时间才能登完。为了不辱神圣使命,王芸生奔走京津,往来于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各个图书馆之间。白天在浩如烟海的杂乱史料中搜寻,精选细择,深晚便伏案写作,经常通宵不眠。经过3个月紧张工作,王芸生终于初步整理出了头绪。
 
        1932年初,《大公报》陆续推出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直连载了两年半,无1日中断。每篇文章之前,均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后来,《大公报》出版部把这些文章辑录成书,名字仍是《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共7卷。无论是蒋中正,还是毛泽东,都拿它爱不释手。王芸生一举成名,成为张季鸾的传人。
       《大公报》对外交事务特别重视,认为外交应该让人民知道。胡适说:“《大公报》社评有一段说:‘现在事态更紧,此后应随时公开,告知全国。’这一段话,我完全赞同……我以为不但‘此后’的外交情形应该随时公开,‘以前’的外交情形和外交文件更应该即日公开。”
        胡适还建议张季鸾开《大公报·星期论文》栏目,每星期邀请名流学者写上一篇言论。胡适是可怜张季鸾,想减轻他每天必写1篇社论的重负,让他每星期可以至少休息1天。但张季鸾想的却是,借此拓宽言路,让自由知识分子加盟《大公报》,继续发扬文人议政。
        1935年,华北危急,中日矛盾逾加激化,但《大公报》却言辞渐趋缓和,只是在“明耻教战”。而3年前,在一二八淞沪大会战中,《大公报》要闻版头条全部是抗战专电,一方面从道义精神上支持国民革命军浴血奋战,另一方面还给第19军军长蔡廷楷和第5军军长张治中电汇巨额捐款,要他们抚恤阵亡将士的家属。那时,吴鼎昌去南京采访蒋中正和汪精卫,尔后抵达上海,恰逢中日停战,签署《松沪协议》。吴鼎昌对协议极为不满,便激烈抨击蒋中正“攘外必先安内”。回到天津后,吴鼎昌去南开大学讲演,以废止内战领袖的公众形象频频闪现。接下来,《淞沪协议》墨迹未干,日军又南下山海关,革命军被迫发动“长城抗战”,令《大公报》欢欣鼓舞。但遗憾的是,华北数省失守,《大公报》愤怒以极,再次抨击蒋中正。1933年12月3号,第29军军长宋哲元辞去冀察绥靖主席,《大公报》专门发表社论,提醒宋军长不要做分裂祖国的事情。
       【访《大公报》社长王国华:1935年,当时日本人开展侵华战争,蒋介石实行不抵抗的政策,所以,《大公报》就发表社论,说是误使国家分裂,这就得罪了国民党政府。当时的卫戍司令宋哲元,给《大公报》一个禁邮的处分。当时在上海呀南京呀一些报纸的支持下,禁邮实施了8天。这是被国民党军法禁的。
        蒋中正筹划第5次围剿红军,亲任行政院长,并要吴鼎昌担任实业部长。随后,蒋中正在庐山秘谋抗日,约王芸生为他讲解如何以西方在华利益,制约日本。
 
       【主持人陈晓楠:《大公报》对推倒重建的国民政府寄托了很大希望,早在1928年9月1号,张季鸾借续刊两周年发表感想,他说今后将以人民的立场,拥护并赞助政府建设国家。而蒋中正也对报界采取宽容政策,欢迎提出“善意之批评”。但国难当头的时候,国民政府不得不颁布新闻检查法令,而《大公报》的态度是,不反对,但是有条件。意思是,检查必须依法行事,不可任凭检查官为所欲为,也不可以过于严厉。
 
        1934年秋天,对于报纸在印刷前必须送新闻检查所审查,《大公报》的第一想法是理解,认为国难当头,为避免提前激怒日军,必须有非常政策,第二是实际作法太差,必须改进,第三是国民党应与报界互谅,共商“合理化的统制”。其间,《大公报》没有闭嘴国是,而是派范长江深入绥远前线,连续写下《塞上行》,警示日军觊觎大西北的野心已昭然若揭。抗战爆发前,张季鸾发表长篇社论,就新闻检查体制改善,曾与国民政府和各省政府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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