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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忆/滥盘与希望

 
 
 

日志

 
 

《个人故事≠隐私》  

2006-03-26 15:57:00|  分类: 传媒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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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湖南卫视《真情》栏目嘉宾割腕事件想到
 
                                       文/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阿忆
 
     在中国,总有一些评论家有一针见血之功,善于使用一个短语,瓦解掉一批人和一类事业的神圣光环,使之声誉扫地。如此,倪萍的感动,被总结为“蓄意煽情”,媒体发出的一切关注信息,被理解为“配合炒作”。本人愚钝,真是不知,媒体没了感动和关注,还会剩下什么。对于情感类电视节目的评价,也是如此,仅需“贩卖隐私”一语,足使许多观众顿然觉悟,不再觉得为真情流泪是一件值得的事情。
     2003年5月27日,湖南卫视《真情》栏目录制《父女冰释前嫌》,录制一半时,风云突起,27岁的女嘉宾情绪失控,起身奔至景片背后,割腕自伤。现场观众纷纷离座,涌向景片之后,争睹割腕场面。事情曝光后,媒介规范、嘉宾状态、大众注意力等等问题再次引发议论。其间,指责《真情》企图“贩卖隐私”反而弄巧成拙的奚落声,不绝于耳。
     事情就是这样怪,许多骤然流行起来的说法,原本荒诞不经,不堪一击。但就是没人动动脑筋,反而热衷于以讹传讹。近期最荒唐的两个说法,一个是说板蓝根能预防非典,一个就是情感节目不该“贩卖隐私”。在现代汉语里,“隐私”的准确语义是,“不愿告人的或不愿公开的个人的事”。换句说,愿意告人或愿意公开的个人的事,不属于“隐私”。而在社会生活中,总有一些令我们感动的人,无论是有名还是没名,他们都愿意把个人生活的苦难和经验说给更广大的人民,希望他们吸取自己的教训,少走弯路,希望大家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技巧,或者仅仅是希望大家在听故事的过程中轻松打发时光。媒体为这些人创造机会,或通过欢笑,或通过眼泪,介绍他们的个人故事和心得。对于这些内容,即使说是“贩卖”,“贩卖”的也不是“隐私”,而是当事人情愿公之于众的心路历程。
     其中的道理十分浅显——每个人的个人经历,都可能成为其他人的借鉴,讲述者自认为有义务讲述,聆听者自认为有权利聆听,媒介不过是义务和权利之间的自然衔接,实现供求平衡——就是基于这个道理,《真情》、《真情互动》、《艺术人生》、《鲁豫有约》、《夫妻剧场》先后赢得了广大观众。评论家或许是看到这么多观众不明真相,于是急得大声疾呼,很有哀其不幸而怒其不争的焦虑。
     还有一种对情感节目的讥笑,名之曰“贩卖真情”,这简直不值一驳。情感节目不“贩卖”真情,难道该“贩卖”假情。有聪明人会说,关键不是真情或假情,而是“贩卖”二字。没错儿,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卖”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它与拜金主义和物欲横流有关,也含有“下贱”和“卖弄”的意思,由此再在“卖”前加上“贩”,凭空凸现出一幅唯利是图的嘴脸。所以不管你“贩卖”的是假情还是“贩卖”真情,都显得阴险狡诈,恶贯满盈。这就是国人对现代商人和现代商业行为的基本看法,几乎为全世界所独有,只是显得太蒙昧,太小儿科了。
 
    “贩卖隐私”定论大概有以下几个意思。第一,观众热衷于窥探他人隐私,这是隐私能卖得出去的前提。第二,电视制作者唯利是图,助长了观众的窥视欲。第三,在一买一卖过程中,无论是制作人,还是观众,都侵害了嘉宾的隐私权。第四,真情类节目最好能避开私人生活而达到引人入胜。
     让我们从制作实践中看看这些臆想究竟有哪些站得住脚的道理。
     是的,恐怕每个人都有求知他人隐私的潜意识,所以我们总是想随手翻看别人的日记,所以A片贩子站在街头兜售总能屡屡得手。不过,究竟多少人会觉得在大众媒体上浏览嘉宾日记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又有几个人能容忍A片内容在公众传媒上播放?实际上,观众这种道德底线是天赐的,无须道德家担忧。他们完全可以自发划定一条边界,一旦超越边界,就会感到强烈不适,甚而发起激烈抗议。南京传媒、上海电视台、央视制作《拉贝日记》,观众并不希望看到拉贝的床上生活,而是沉浸在对法西斯暴行的愤怒之中。可以说,电视台播出的《拉贝日记》已不是日记,而是战争记录,是一部个人亲历的史书。同样道理,观众收看《护士日记》,也并无和儿女们一起偷窥护士更衣和洗澡的企图,相反会因为担心出现那样的镜头而尴尬。当观众们在节目报上看到《护士日记》的播出预报,他们想到的不是窥探通常日记中的隐秘部分,而是准备好手绢,打算为救死扶伤哭上一把。可以想像,如果电视台逆天理而动,把《拉贝日记》和《护士日记》中真正的隐私制成节目,贩卖出去,电视台大门外会挤满多少抗议的群众。
     2001年11月10日,北京电视台《国际双行线》栏目播出卞祖善和谭盾短兵相接的一期节目,录制过程中,谭盾愤然退场的戏剧性场面被公开曝光。但谭盾离席前后,曾申明不得播出。可以说,谭盾在节目中自愿讲出的一切均不是隐私,真的隐私恰是他不愿意让公众知道他曾愤怒退场。节目播出,骤然引起轩然大波,连性情温和的杨东平教授都撰文指称电视台霸气,无视嘉宾权利。
    “谭盾事件”被称为“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次嘉宾退场事件”。实际上,这哪里是什么“第一”。此前,巩汉林曾因不愿在现实生活中仍被视为滑稽演员而愤然退出崔永元《实话实说》的录制现场。本人担任《谁在说》栏目主持人,也曾亲历过吕丽萍与编导发生抵触而决然退席。只是这类事件,均被嘉宾视为隐私,要求取消播出,栏目尊重嘉宾隐私,便没有让观众看到剑拔弩张的一幕。许多评论家误以为观众热衷于观看这些冲突,其实不然。他们或许愿意听说,但却反对在荧屏上直接看到。
    《国际双行线》就是一个反面例子,它违背嘉宾意志,收到的基本是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情感节目卖出去的都不是什么隐私,而是当事人愿意与公众分享的个人故事。真正的隐私是卖不出去的,即使卖出去,回馈效果也很糟糕。也就是说,观众的收看道德,不至于令人担忧。
     在我的视野范围内,情感节目制作者的道德标准,也基本无懈可击,并非唯利是图。尽管我们有时候太想从嘉宾身上为观众索要更多一些东西,但总是能把这种念头限制在理智的范围之内。本人主持《谁在说》时,每次进棚前,总要对嘉宾讲一句:“请您给我一个权利,允许我问任何问题。我也给您一个权利,您对我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拒绝回答。”这个精神,后来被牢固贯彻在本人担当总策划的《鲁豫有约》和《夫妻剧场》两个栏目之中。唯利是图的人,只给自己权利,只规定别人的义务,但在我们的情感栏目中,我们和嘉宾的权利是对应而在的。近10年来,越来越多的电视制作者有了法律精神和这种权利意识,而挖空心思用他人隐私进行盈利的人,并不多见,结局也很不好。
     经常有人问,英达在《夫妻剧场》中问出郝爱民背着太太搞婚外恋,算不算挖了郝先生的隐私。我必须告诉大家,嘉宾在《夫妻剧场》中的婚恋故事,没有任何一个细节是英达现场挖出来的,那全部是本期编导与嘉宾提前商议的结果。是郝先生主动提出,要好好讲讲那段婚外情,讲一讲他对妻子和孩子的愧疚,讲讲为什么会浪子回头,幡然悔悟。对此,郝太太和子女非常支持,希望广大观众能汲取其中的教训,也希望大家分享破镜重圆的喜悦和经验。他们太希望观众能避免他们走过的弯路。在策划会上,我们慎重讨论了郝先生的提议,在确认不会带给嘉宾及其相关人物带来不利影响之后,我们才把这个细节写入录制方案。当然,这个细节成为郝爱民那期节目最引人入胜的环节,但那不是“隐私”取胜,而是郝先生的勇敢和诚实令观众震惊,而郝太太的宽忍和善良令观众拍案和倾倒。如果说这件事中真正的隐私是什么,当属郝先生那位婚外恋人,但这位恋人的一切均被节目虚化掉了。
     对《夫妻剧场》,对《鲁豫有约》,类似的情感叙事和虚化处理都做得相当谨慎。实际上,由本期编导提前与嘉宾见面,再由策划会细致研究,形成访谈方案,最后才由主持人现场执行,这早已是所有情感类节目的普遍工作模式。在这种漫长而充满各种制衡因素的流程中,即使有个把人企图唯利是图,不计后果,无视嘉宾权利,无限深挖嘉宾隐私,但最终也总是难以得逞。
     通过情感类节目这种工作流程可以看出,嘉宾并非像评论家们想像得那样,处于未知和全然被动的位置。一切均是节目制作者和嘉宾的取舍合谋,目的是让观众分享其中有价值的甘苦。有很多时候,甚至是嘉宾主动请缨,积极要求借助媒介,说出自己的故事,完成自己的一个诉说心愿。因此,说是制作人和观众一同侵害了嘉宾的隐私权,不知从何说起。即便是在《真情》中割腕的那位女嘉宾,她也是自己找上门来,一再表示,希望利用《真情》栏目,与断绝家庭关系的父兄和好。至于为什么录制现场出现意外,可能心理医生会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如果说《真情》剧组在这件事上有什么瑕疵,恐怕只是编导和策划人在发现嘉宾有严重障碍后没有当断则断。在话语节目的制作实践中,不是所有人都能胜任嘉宾角色的,不胜任者应该毫无吝惜地婉言谢绝。
     至于真情节目是否可以避开个人生活而达到引人入胜,结论非常明确,不能。
     前些日子,毕淑敏做《艺术人生》的嘉宾,其中最令人难忘和最感动人的,是她讲述自己从军时代企图坠崖自杀的一段,最精辟最深沉但却最乏味的,恰是她评价别的人生和进行抽象哲理的一段。电视节目,有电视节目的规律,凡是缺乏故事性的段落,总是无法产生收视效果。毕淑敏那段向上的议论,言简意赅,直达生命的本质,写在书里,一定光辉灿烂,但在电视里表达,却显得黯然失色,拖沓沉闷。而通过个体生命独有的青春故事,描述行军途中的苦闷,却可以即刻勾起高度共鸣,令人热泪盈眶。
     这就是情感类节目颠扑不灭的真理——观众的收视情感必须有的放矢——抽去嘉宾生动的个人故事,无异于釜底抽薪,舍本求末,只会留下一片散文般的空谈。
     今天,电视节目不再是教科书,而是生活本身。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喜欢听餐桌上的朋友讲道理,只爱听他们讲故事,即便是讲道理,也必须夹叙夹议。情感类电视节目也是如此,道理完全一样。如果餐桌上哪位朋友只讲别人的故事,只愿从别人的故事里提取大道理,我们一定觉得这位朋友不够意思。电视嘉宾够不够意思,观众的评价标准也是如此。强令他们抽去个人故事,差不多等于给他们使坏,观众会骂一句“这大尾巴狼”,然后调台到其他节目。至于讲自己是不是非得爆出真正的隐私,没必要担心。郝爱民和洪剑涛都在《夫妻剧场》中深刻检讨婚外情,但完全没有透露对方的任何信息,更没论及床第之欢,这便是那些热心于公众生活但却神智正常者的自律底线。那么,那位27岁的女嘉宾何以在《真情》中细谈离家出走后做“小姐”的细节,而且不允许主持人打断,最终还以割腕收场,还是那句话,可能心理医生会给出更好的解答。正是由于这位女嘉宾在节目中严重涉及自己的真正隐私,湖南卫视才最终没有播出这期割腕节目,这也正是情感节目并不以“贩卖隐私”做为提高收视手段的有力证明。
 
     汉语的妙处在于,同一个意思内容,换一个词来表达,立即会呈现出另一种色彩。
     按客观事实综述,“贩卖隐私”应该改为“经营真情故事”。
     经营真情故事,功德无量,合情合法,何罪之有?
 

                                    2003年6月10日
                                  北京昌平天通苑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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