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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忆/滥盘与希望

 
 
 

日志

 
 

《正剧·主观叙事·艺术商品》  

2006-03-24 19:57:00|  分类: 传媒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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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59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想到
 
                                              文/ 阿忆
 
     尽管关汉卿有《窦娥冤》,纪君祥有《赵氏孤儿》,但古代中国并没有“悲剧”概念。一切悲剧,名之为“苦情戏”。直到1899年《清议报》发表《对岸帝国悲剧》,“悲剧”一词才第一次出现。及至1908年,颜惠庆将“悲剧”编入《英华大词典》,“悲剧”和“悲剧”带来的西方戏剧原则才开始流入中国。不过,像所有舶来品一样,西方理念入境,并不是成套进口。原本界限明了的西方概念,由于为我所用,多数儿变得支离破碎。
     在古希腊戏剧和法国古典主义戏剧中,戏剧形式只有悲剧和喜剧两种,两者界限分明,井水不犯河水。及至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悲剧和喜剧第一次融合,出现“悲喜剧”,又称“严肃喜剧”,这就是我们时常挂在嘴上的“正剧”。不过,国人说的“正剧”,早已不是什么“悲喜剧”,而是添加了些须艺术佐料的历史读本,肩负着记述或澄清历史的伟大重任。
 
     从此,国人打造“正剧”,总是跟历史学摘不开关系。从90年代初唐浩明写长篇巨著《曾国藩》,经由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和《康熙王朝》,一直到刚刚播完的《走向共和》,都曾引发一次又一次关涉真实性的激烈争论。而所有这些争吵,都缘自“正剧”本义和歧异的严重混淆。张建伟编剧曾断言:“《走向共和》肯定是历史正剧。”他解释说:“刚进组时,导演就和我讲,要真实,要把这部剧写得像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教科书。”可鉴,在张编剧那里,“历史正剧”基本就是“教科书”。在其他制作者和广大观众心中,又何尝不是如此!
     于是,西方系统中的悲剧、喜剧、正剧,被国人合并同类项,消化为“戏说”和“历史正剧”两大类——悲剧和喜剧都可以自由演绎,因此归类“戏说”,为有品位的人所不耻,剩下的是正襟危坐的冷面孔,统称“历史正剧”,是高人的骄傲和真理,是历史研究的成果,是严谨的宣传人民的教科书——这样一来,“历史正剧”基本与历史学搅在一起,真实与否便成了衡量《雍正王朝》或《走向共和》是否纯粹的重要指标。
     但这样一看,仅凭雍正自己挖空心思撰写的《大义觉迷录》,并做进一步拔高,把他重塑为“道德皇帝”,《雍正王朝》便不具备“历史正剧”的资质。就连内地最先倡导给雍正翻案的史学家冯尔康教授也叹息说,雍正“爱改史料,实是一个大毛病”。实际上,要做“历史正剧”,《雍正王朝》的制作空间突然变小,唯一可做的只是揭示雍正是暴君但不是昏君。当它突破这个范围,进而颂扬雍正仁义,立即会遭到史学界的讥笑。
    《走向共和》也是同一个道理,给自己套上“历史正剧”和“教科书”的枷锁,你便不是《宰相刘罗锅》,不是《康熙微服私访》和《铁嘴铜牙纪晓岚》,也不是《天下粮仓》,你因此就不能随意安排李鸿章接见孙文,让这两位在历史上从未谋面的人共进晚餐,更不能让孙文冒然去劝李鸿章搞革命。因为,这非但不是“教科书”,反而会混淆视听,使本来就糊涂于清史的国人更加糊涂。
 
     按照西方的悲剧正剧理论,创造者完全可以对历史客观把握,主观叙事,扩大创造和演绎的艺术空间。《走向共和》起手“同光中兴”,终于张勋复辟,在这个过程中,慈禧、李鸿章、康梁、袁世凯、孙文都在为民族振兴寻找出路,但一一败下阵来。研究过晚清史的人都清楚,各派政治势力都在为国家“找出路”这个总基调是真实的,在史学界站得脚,而且有可能动摇数十年来仅以投降和革命来诠释复杂历史的草率作风。如果立足于此,沿着悲剧的方式走,或者就按照正剧方式走,本来都可以避减史学家的习惯性围剿。
     不幸的是,剧组外宣的调子是“历史正剧”,努力的目标是光复历史本真,要充当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教科书”。但对写教科书的人,他是不能把1886年醇亲贤王奕譞大阅海军和1894年李鸿章大阅海军混为一谈的。醇王1891年病逝,编剧不能让他活到甲午海战前夕,不能让这位已死3年的王爷在阅兵中赋诗一首,更不能把这首原本是李鸿章赠给醇王的诗说成是醇王自作。在悲喜剧模式下,电视剧完全可以把李诗“佽飞禁旅严千帐”改为醇诗“同携禁旅严千帐”,进而引出慈禧责问——“你和谁‘同携禁旅’?和李鸿章?北洋水师什么时候变成你们哥儿俩的啦”——进而让醇王活活吓死。但“教科书”是不能如此编故事的。
     再看小醇王载沣的一个剧情。载沣在立宪会议上大怒,向袁世凯开枪,被舅妈慈禧禁闭1天,于是醇王太福晋进宫求情,与慈禧姐妹相称。从清史文献上看,以载沣的懦弱性格,断不会在会议室里射杀大臣,太福晋也不一定因为儿子受舅妈家法而进宫求情。最重要的是,此太福晋非彼太福晋!彼太福晋,是慈禧的亲妹妹,7年前已死,生的是光绪,却不是载沣的妈妈。此太福晋是载沣之母刘佳氏,却与慈禧毫无血亲,而且出身卑微,断不敢称慈禧为“姐姐”。
     本着悲喜剧的主观叙事原则,虚构载沣暴唳,渲染太福晋的母爱,强行把毫不相同的两位太福晋合而为一,令其与慈禧产生亲情纠葛,这都未尝不可,反而更容易激发观众的兴趣。但对“教科书”来说,这是低级的硬伤。张编剧曾自信地说,既便有出入,仍不影响对历史的判断。此话有懈可击。在李鸿章阅兵中,定远号实弹射击,居然只有1发炮弹,而靶船被这1发炮弹“击中”,竟是藏在靶船上的水兵作假,用生命引爆炸药。把名列世界四强的北洋海军描写成这个样子,怎能不影响对甲午失利真实原因的正确判断,又如何有助于普通观众去认识技术优先与管理严重滞后的晚清大局?这与40年前《甲午风云》为说明统治阶级混蛋,活生生把民族英雄刘步蟾编入卖国贼序列,以说明反动势力人多势众有什么不同?事实上,这种创作思路,严重影响了观众的客观判断。
     让撰写“历史正剧”的编剧最为为难的是,他们一方面丢不下历史学情结,力图实事求是,得出客观结论,让观众受用,另一方面他们依然是主题先行,沿袭旧的创作习惯,对重要细节甚至重大史实不得不做简单化处理,以圆其说。在“历史正剧”的标签下,这两方面的矛盾显得异常尴尬。为了增加戏剧冲突,更为显彰李鸿章尘封于昔的历史功绩,《走向共和》不得不把翁同龢设计成李鸿章的对立面,翁李由此陷入新的简单化和脸谱化——李鸿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忍辱负重的高大全,翁同龢必须是伪君子,真小人,是十足的“反动派”——这与《甲午风云》为树立邓世昌而对李中堂极尽丑化的低劣手法异曲同工,如出一辙。为了突出斗争性,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其督府在保定和天津,却可以不顾朝命,或随意进京,或逗留长驻,以便在光绪面前与光绪的老师翁同龢辩论朝政。这样一部背离重要清史细节的“历史正剧”,用以重评李鸿章的历史功过是非,多少令人担忧。“历史正剧”和“教科书”不容主观叙事,否则,对越来越不熟悉清史的电视观众来说,会造成新的误导。不是吗?李鸿章这回是得救了,但翁同龢却遭难了,需待后人继续救赎!
 
     有一种流行说法,说时下盛行“翻案风”,而且和珅有了血肉之后,比刘墉和纪昀好看。这是一个误解。且不说王刚是否夺了李保田和张国立的戏,仅贪官何以为贪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收视利器,这与翻案似乎没有多大关系。而且《铁齿铜牙纪晓岚》等等“戏说”也不担负翻案使命,更无翻案动机。中国人曾说“钢筋铁骨”,筋和骨分别是钢和铁,逻辑清晰,纪晓岚竟是“铁齿铜牙”,牙齿本为一物,却既是铁又是铜,是金属化合物。题目尚且如此,内容也就不必苛求。
     真正搞“翻案”的,是《雍正王朝》及其同一套班底制作的《走向共和》。不过笔者不认为这是哗众取宠,相反觉得这是一种伟大追求。我们的民族历史,一百年来有着太多的误讲误读,以致于平头百姓都到了渴望获得历史真实的时代。而这,恰好构成巨大市场,形成了消费者需求。为市场而做,是商品经济的真理,艺术商品也不例外。不仅不该指责,反而应该赞赏。只是,“历史正剧”的做法既可以捧人,也可以杀人,可以使假话变得像真话一样可信。外加它的传播奇效,因而必须谨小慎微。
     有创作者说,我不看重细节,只看重历史规律。此公厉害,不看小节,竟能得出正确的历史规律!实际上,许多观众也是这样认为,认为创作者不必在意细谨,大致感觉对了就有资格做“教科书”。这个想法非常容易破解。想一想我们住的高楼广厦,如果当初的工程师不重视砖石和地基的质量,如何可以得到整个大厦的安全。这样的高楼,你是否敢住?如果不敢,同样道理的历史规律,你就敢信吗?
 
     让我们为难的是,尊重历史,很难拍出好片子。历史是沉闷的,常常并无规律可寻。所谓“寻找规律”,只是给没有时间自己读史的人,找到一条简易偷懒的办法。真的历史,是一系列偶然留下的轨迹。虽然有据可考的大人物是这一系列偶然之间的核心力量,但他们很可能因为昨夜的枕边风和小人的督促而改变国策。因此有时候,改变历史的是老婆和小人,而不是国君。但历史只记录国君,很少直接记述老婆和弄臣。这样的历史很好找“规律”,却很不容易出好戏,因为没了美色和卑鄙。我们用怎样谨慎的艺术逻辑,以真的或想像的历史细节去填补历史空洞,满足市场的需求,却不因文害意,不打扰历史线索的真实演进,这确是一大难题。
     总之,盛和煜编剧使《走向共和》的前部在匡正晚清史上迈出了一大步,但在翁同龢和甲午海战问题上仍有巨大遗憾。至于张健伟编剧的民初部分,基本是旧有孙文形象的图解,在袁孙交权、宋教仁遇刺、康有为复辟等等问题上,均无任何突破,仍是以讹传讹。所以,还是把这部做工精细的鸿篇巨制看做悲剧为好,作为“历史正剧”和“教科书”,它依然像中学历史书一样误人子弟。
 
 
                                   2003年非典期间
                                 北京昌平区天通东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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