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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忆/滥盘与希望

 
 
 

日志

 
 

老北大的名师  

2006-11-12 00:35:00|  分类: 传媒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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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杨虎辑撰的《北大新语》

○ 黄侃任教,常常身穿蓝缎子团花长袍,黑缎子马褂,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腰间露出一条白绸带。
  每次授课,讲到紧要精彩处,他会嘎然而止,对学生说,这里有个秘密,仅仅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才行。
  黄侃、辜鸿铭、刘师培被称为老北大“三怪杰”。黄侃讲课,颇多奇行怪举。田炯锦在《北大六年琐记》中回忆:“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课时,听得隔壁教室门窗有响动,人声鼎沸。下课时看见该教室窗上许多玻璃破碎,寂静无人。旋闻该班一熟识同学说:黄先生讲课时,作比喻说:好像房子要塌了。方毕,拿起书包,向外奔跑,同学们莫明究竟,遂跟着向外跑。拥挤得不能出门,乃向各窗口冲去,致将许多玻璃挤碎。”
 
○ 伦哲如在北大开设的课程是目录学,他不仅连上下课有钟声都不清楚,每每需要有人提醒,而且连课程的内容、数量、讲授时间长短也一并不知,学生偶尔问及,他照例回答:不知道!
 
○ 陈垣讲课时,先将二十五史从头讲起,把所有有关的事件一一交待清楚,尤其注意前人的错误。有同学回忆陈先生,说“在他眼里,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那么多,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专挑错误的……他的嘴相当厉害,对于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
  他经常告诉学生:“著书要提笔三行不错才行。”
 
○ 明清史专家孟森任教,永远穿着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讲课也出奇的沉闷。他编有讲义,学生人手一编。每次上课,必是拇指插在讲义中间,走上讲台。他讲课,从来不向台下看,照本宣读,与讲义一字不差。下课时,讲义合上,拇指依然插于讲义中间,转身走去,依然不向台下看。
  下一课,仍旧如此。
  孟森心气和易,但不擅讲课,江苏口音较重,加之讲课内容与讲义完全一致,学生缺席者很多,于是孟教授常常点名。但每次点名,只有少数学生在堂上轮流应到,孟点完名后说,“今天讲堂座上人不多,但点名却都到了”,然后继续讲课。
  孟对考试要求十分严格,如到时间仍不交卷,则严厉批评。
  他在课堂上从未谈过反对白话文,但用文言答卷的同学往往得高分,用白话答题的,得低分。

○ 陈介石深受学生尊重,他在哲学系讲“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还在历史系讲“中国通史”。他讲的是温州一带的土话,一般人听不懂,甚至连好多浙江籍学生也听不懂。因而上课时只好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发给大家,登上讲台,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写得非常之快。下课铃一响,粉笔一扔,人就走了。而且,在下课铃响的时候,他会恰好写到最后一个段落。
  他虽不讲话,却是诚心诚意地备课,课堂所写与讲稿亦各成一套。
 
○ 林损嗜酒,讲课喜欢标新立异。他长于记诵,许多古籍都能背诵,诗写得也很好。但他常借酒说怪话,胡适经常成为他的下酒菜。
  他上课经常发牢骚,讲题外话。他讲杜甫《赠卫八处士》,说:“卫八处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杜公当然不满意,所以诗中说‘明日隔山岳,世世两茫茫’,意思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
  有一次 ,周作人问他:林先生这学期开什么课?
  他正儿八经地答:唐诗。
  周教授又问:准备讲哪些人?
  林教授答:陶渊明。
 
○ 马寅初讲课很少翻课本、读讲义,他总是站在讲台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讲到激动时,他便走下讲台,挥动胳膊,言词密集,“唾沫横飞”,一些坐在前排的学生说:“听马先生上课,要撑把雨伞。”
 
○ 顾颉刚学问渊博,善写文章,乃“疑古学派”之大家。作为名教授,顾颉刚长于研究,却拙于教学。在北大上课时,顾颉刚总是身穿宽大长袍,戴一副金边眼镜,微驼着背,显得不苟言笑。虽然旅居北京多年,他仍然脱不了一口浓重的苏州口音,再加上有点口吃,所以讲课时常常词不达意,意多而言语跟不上,一般学生不易听懂。因此,他便扬长避短,很少侃侃而谈,除了发给学生大量资料外,大部分时间都拿着粉笔在黑板上疾书,通常写满三四黑板,下课的铃声也就响了。钱穆曾说:“颉刚长于文,而拙于口语,下笔千言,汩汩不休,对宾客则讷讷如不能吐一辞。闻其在讲台亦惟多写黑板。”
  虽然顾教授不善讲课,但他的板书内容却是精心准备的读书心得,很有见解,对学生很有启发。所以时间一久,大家也就认可了他这种独特的教学方法,觉得货真价实,别具一格。
 
○ 沈兼士和从清华来北大兼课的陈寅恪一样,讲课时,总是闭着眼睛讲,下课时才睁开眼,走出教室。
  沈兼士的考试最让学生害怕,他教的是文字学,常考生僻字,对学生要求严格,所以学生往往有得零分的危险。

○ 刘半农讲古声律学,经常运用西方试验方法来分析问题,不易听懂,所以选课的人不多。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人,最少的一次,只有张中行一人。
  因此,刘教授考试出题便出得尽量简单,学生如果还不会,他便在一旁指点一二。结果,高分不多,太低的分数也不会有,大家皆大欢喜。
 
○ 钱玄同自己规定,在北大讲课,考试可以,但绝不判卷。到了考试时间,发下十卷后,便坐下来,干自己的事。到时间收卷,交到教务室,便忙其他事去了。为此,北大专门给他刻了一个木戳,上写“及格”二字,收到考卷,盖上木戳,照封面姓名登记入学分册,完事。
  钱教授在燕大代课,仍用这个办法,考卷不看,交与学校。燕大把试卷退回,钱仍不看,再交上。学校说,如不判卷,扣发薪金。钱回信,附薪金一包,说:“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从命。”
 
○ 据张中行回忆,梁思成从30年代起,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都放幻灯片,课讲得十分有趣,听讲的人也很多。有一年,讲完最后一讲,梁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20人,却无人答话。梁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无人答话。梁教授这时才恍然大悟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还是没人举手。梁教授大笑,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完,向台下作一大揖,众人报以微笑而散。
○ 北大30年代开始开设“国民党党义”课,是全校一年级的共同必修课。此课颇受学生冷落,但教党义的王宣,却很有办法。据当年的学生回忆:党义课在备有二三百人座位的红楼大礼堂上,但听课人寥寥无几。经常去听讲的只有一个人,据说是先生的同乡,不好不去捧场。王宣很有涵养,只要有人在,不管多少,他就对着空空的大礼堂开讲;如果连一个学生也没有,他就坐在讲台上等下课钟声敲响后才走。他有一本点名册,照例上堂点名,一个学生可以代十个、二十个学生答“到”,凡有应“到”之声,即以“到”论,无应声者才算缺课。期末考试,学生蜂拥而至,坐满课堂,成绩按“到”多少增减分数,不过凡有答卷的最少也有60分。
 
○ 蔡元培提倡“军国民教育”,聘白雄远为军事训练课教员。白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挂有少将军衔,身材魁梧,双目有神,身着军服,扎皮带,蹬皮靴,一身戎装,十分威武。然而“军事训练课”虽为必修课,但常常不被学生们重视。
  白对付学生很有一套,愣是把这课上了下来。
  他记性极好,二三百受训的学生,他几乎都认识。虽在课上煞有介事,立正,看齐,报数,一丝不苟,但课下,他很亲近学生,遇见学生,反称之为先生,表示非常之尊重,有时还会说学生学的是真学问,前途无量,自己学的这一行,简直不足道。因此,大家都很喜欢他,特别是考试时,他常是高抬贵手。
  有一次,期末考试,他将试题出于黑板上,便有学生要他解释题意,他便根据答案要求,原原本本地解释起来,学生们边听边答卷,还不时地说:先生,慢些说。就这样,大家高高兴兴地交了卷。
 
○ 梁实秋上课,黑板上从不写一字,他说:“我不愿吃粉笔灰。”梁教授虽为留美归来的学者,但上课时却常常身着长袍马褂,脚蹬千层底布鞋,活似一老派学者。
  他讲课的功底十分厚重,很有感染力,据说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解英格兰诗人的一首诗,讲不多时,有一女生为情所动,泪下如雨。梁教授继续再讲,女生竟伏案放声大哭起来。
 
○ 潘光旦在西南联大讲课时,每次走进教室,先从身上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问学生抽不抽,学生当然不抽,他便点燃那支烟,开始上课。由于他的课讲得好,经常是学生满堂。

○ 西南联大时期,陈岱孙是经济系主任,处事明快决断,不苟言笑。他讲授的是“经济概论”和“财政学”。他高大英俊,鼻梁稍歪,经常口衔烟斗,以致口唇下搭。陈教授上课,均在大教室,每课必早到五分钟,立在讲台上,上课铃一响,即把当日主题大书于黑板之上,开始讲授。因为听课同学太多,每每有人因上一趟课下课迟或教室远而迟到,陈教授必再约略重复一次,以免迟到学生无法做笔记。据学生回忆,把陈先生的话按次笔记,便是一本很好的讲义。
 
○ 秦瓒在西南联大讲授“高级财政学”和“中国财政史”,他不乐意上课时,一学期上不了几小时,如果认真起来,一学年不会少一分钟,而且上课一定先于同学而到。考试时,他必然坐在教室,手捧报纸,唯恐前面同学吃亏。
  他的课,判卷最低分为89分,因而绝无一人抄袭。
 
○ 金岳霖的逻辑学是西南联大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大一学生在中学没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便都很有兴趣,所以一个大教室经常坐得很满。金教授上课要提问,学生太多,又没有点名册,因而他经常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既紧张又兴奋。学生回答问题时,金教授很注意地听,完了,便说:“Yes!请坐!”
  金先生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去听他的课,就如去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人。其中有一名叫王浩的学生是例外,只有他,能懂得此门学问的奥妙。金教授便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堂课便成了他们师生两人的对话。
  金岳霖授课时,常把学生也看作是学者,以学者对学者的态度研究问题。他讲课常常是“不带书本,不带讲稿,走进课堂只带一支粉笔,这支粉笔并不使用,经常一堂课下来一个字也不写。”
  
○ 汤用彤上课,提一布袋,着布鞋、布大褂,数十年如一日。他上课,从不带讲稿,绝少板书,也不看学生,而是径直走到讲台边一站,就如黄河长江一泻千里地讲下去,没有任何重复,语调也没有什么变化。
  讲到哲学家的著作、术语和命题时,他经常是用英语。就这么一直讲到响铃下课,听讲者如稍一走神,听漏了一语半句,就休想再跟上,所以只能埋头赶记笔记,生怕漏记一字一句。因此,在课堂上,除了汤教授的讲课声外,都是学生记笔记的沙沙声。
  在西南联大,汤用彤开有七门课:印度佛学概论、汉唐佛学概论、魏晋玄学、斯宾诺莎哲学、中国哲学与佛学研究、佛典选读、欧洲大陆理性主义。汪子嵩先后听过上述课程,感叹道:“一位教授能讲授中国、印度和欧洲这三种不同系统的哲学史课程的,大概只有汤先生一人。”冯契也回忆说:“他一个人能开设三大哲学传统(中、印和西方)的课程,并且都是高质量,学识如此渊博,真令人敬佩……他讲课时视野宽广,从容不迫,资料翔实而又不烦琐,理论上又能融会贯通,时而作中外哲学的比较,毫无痕迹;在层层深入的讲解中,新颖的独到见解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并得到了论证。于是使你欣赏到理论的美,尝到了思辨的乐趣。所以,听他的课真是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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